生生长流

1987年伊朗导演阿巴斯拍摄了《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一时间轰动国内外，里面的小演员更是因此家喻户晓。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造成5万多人丧生，200万人受伤，350万人无家可归。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也住在灾区，《生生长流》讲述的正是导演来到灾区一路寻找这位小演员的下落，以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展现了灾后人们的生活。 导演带着儿子驱车前往灾区，他们的目的地是小演员所在的柯卡村。通过隧道进入山区后，巨石滑坡的公路开始格外拥堵，导演一路询问着柯卡村的方向和柯卡村的情况。这里的灾民悲伤而友善，可惜由于去柯卡村的道路被损毁，没有人知道那里的情况。山路两旁是搬运各种生活用品的村民，他们向着新的住所慢慢迁徙聚集。曾经在拍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时搭建的房子，也因保存完好成了幸存村民的新居所。他们不紧不慢的，重新融入在残缺的生活里，人们以惊人的生命力愈合灾难带来的创伤。导演拿着小演员的照片寻找着，很多人都表示认识他，对话里，每个幸存者背后几乎都有着亲人遇难的悲惨，但他们耐心的回答着导演的问题，热心的指路，然后继续赶路或者忙碌。几乎所有人都告诉导演开车到不了柯卡村，但他还是执意向前开，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通往柯卡村的路。 导演和儿子布亚一路相伴，起初导演对儿子的顽皮毫无耐性，他一心想找到柯卡村的小演员，也一路被地震后的惨状所震撼，为人们遇难的亲人感到惋惜。逐渐，布亚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比父亲好得多，他与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谈起了自己对灾难的“哲学”观点，“我相信劫后重生，会更珍惜生命，我相信活下来的孩子，更能体会生活，会更好的成长，会更需要你。”这对失去一个女儿的母亲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安慰，比“被神带走”更有力量。偶遇另一个小演员后导演询问他地震那晚的情况，为何哥哥没有逃出来，布亚却和小演员谈论起了那晚苏格兰对巴西的比赛。这一路上，布亚一直惦记着远在意大利的世界杯足球赛。对足球的喜爱也为灾后的伊朗人带来了精神的避难所，他们在临时的营地调试天线信号，准备一起继续看球赛。布亚更好的适应能力让导演最终决定不再把他绑在身边，而是让他留下和小孩们一起看球赛，自己只身前往柯卡村。 这里有太多人几乎失去了全部的亲人，但生活还在继续。有时候我们觉得人一定是在处理完所有的悲痛以后才开始做别的事情，但这不是生活的节奏，生活一刻不停，人们也无法停下。生活与悲痛同行，那些站在路边失去亲人的人，他们已经踏上了新的生活，这不是什么坚强，不用刻意拔高，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电影里的那对年轻人，本要举行婚礼，地震却带走了几十位亲戚的生命，几乎没有人能来参加婚礼了。于是他们在地震第二天就结婚了，没有房子他们住在帐篷里，东拼西凑出生活用品，没有拿到救灾帐幕，但领到了番茄，于是就分给大家一起吃，就当办了酒席。这个新婚的年轻人说：我们应尽快重建家园，生还者本当如此，继续生活，供养家庭，下次地震，谁知生死。说完还不忘给孤寡邻居老人分了几个番茄。当导演问及地震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你们还看电视吗，调试天线的年轻人说：其实我们都是遇难者家属，我失去妹妹和三个表兄妹，但又能怎么办呢？世界杯四年一遇，地震四十年一遇。我惊异于年轻人的话，但也许正是直面过死亡，才会如此迫切的珍惜当下，这是灾难面前最朴素真实的表达。 电影里不止一次出现了山泉水，源源不断的山泉水，带着自然的力量，如同不曾停息的生命力，为灾后的人们提高了生活的保障。阿巴斯的镜头下，一切都是那么美。野花开在断壁残垣，生活的希望藏在泉水里，到处是构图精妙的油画。一家十六口葬身瓦砾的老太太，《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扮演驼背老头的老人，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地震第二天结婚的年轻人，村口裹着纱布的少年，蓝眼睛的男孩，用泉水洗碗的少女们，调试天线的青年，拎着煤炉的男孩们，没有符号，没有煽情，没有英雄主义，这些平凡的人，既是最美的风景，也是生生长流的力量。 导演的车在山路上艰难爬坡，灾民们在山坡上重整家园。一瞬间感觉很像阿巴斯版的《步履不停》。阿巴斯的电影里有大量的远景，被埋葬的遇难者，痛哭的家人，也只出现在远处。阿巴斯没有给苦难特写，他有意拉开了距离，这些苦难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站，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他们还要继续生活，而怎么安置内心伤痛与思念同时好好生活，在阿巴斯看来比面对苦难更难，更值得去凝视。而导演看上去已经很旧的车，爬坡爬得那么吃力，大量的远景用山路的宏大对比汽车的渺小，用到达目的地的难以实现对比想要找到小演员的信念。当车从爬不上去的半坡倒退下来，原路返回开出画面，大家都觉得导演已经放弃，那辆旧旧的车又踩足了油门冲上了山坡。也许他也受到了村民们的鼓舞，对比他们面前生活与思念的大山，这一段山坡又算什么呢。 今年的清明节格外沉重，但《寻梦环游记》告诉我们，生的对立面不是死亡而是遗忘。心怀往事向前行走，好过今天哭唧唧明天忘光光。去看樱花，去划船，去读书，去恋爱，去体验生的美好，去思考生的意义。 今天看到新周刊的一篇文章，眼科医生陶勇受伤已经两个多月，他说自己是“重生”而不仅仅是“活过来”。他不想被立人设，也不想被神化。如果不能再拿手术刀，他就做科研、带学生，带盲童巡演，没准还会写个小说。

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是伊朗支柱型导演，成名于八十年代末期的儿童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电影与其后的《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被合称为阿巴斯“乡村三部曲”。

阿巴斯的电影常以平淡且隽永的镜头，徐徐的记录着人们平凡生活中的情感。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导演将镜头聚焦在一个乡村小男孩的身上，小男孩因为拿错了同学的作业本，却不知道朋友家的地址，于是奔跑于村庄之间。大人对小男孩的困境一无所知，把一切当做理所当然，却傲慢、自私、功利的审判并揣度着小男孩的用意，于是，小男孩只得孤身前往另一个村庄。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导演却将激荡的矛盾隐藏于生活细碎的河流里，把一切家庭间的训斥，与路人琐碎的对白，小男孩欲哭未哭的泪水，都悄悄藏在伊朗宁静的村庄里，或是小男孩蹙着眉的大眼睛里。

《手册》将阿巴斯的电影称之为装置艺术，因为“乡村三部曲”处在紧密的勾连一种，它们三者循环在互文、解构与重构之中。

《生生长流》电影对焦在灾难后的人们，故事主线是导演旧地重游，寻找他拍的上部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小男孩主角，而导演在灾难中的所见所闻，又构成了下一部片，《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的主要剧情。

《生生长流》最为精彩，导演在震后的废墟里游走，在旅程中不断与每一个路人发生相遇，联结，得到路人生命中琐碎的一小段陈述。对一场灾难的叙事，就这样在身为导演的主角与许多路人的相逢、细碎的对话里，慢慢建构了起来。导演并没有选择以更高的视角加以审判，或是怜悯或是沉重的，而是像小津安二郎一样，在虚构的现实里平视人物。《生生长流》不如惯常的灾难片里，试图呈现严肃的痛苦，人不应该赞美痛苦，也不复制痛苦，人透过灾难，赞美的是生命本身。

在导演极为克制的镜头里，框画住了灾难里无数路人的脸，他们或稚嫩或年迈，有的已经丧失所有，孑然一身，有的人幸运的毫发未损，他们或是痛苦，或是淡漠，却都没有停在原地恸哭，少妇依旧在一边叱责着顽童，一边操持着家务，老汉在残瓦里刨掘着蹲坑，青年还在修着无线接收器，村里也不愿错过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年轻人在震后一如既往的举行着婚礼……生命的确十分脆弱，在灾难面前不堪一击，没有一丝拒绝的力量，但生命确实在软弱里饱含着韧性。

他（基督 ）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在《圣经》里，最一开始诞生的人类就刻上了原罪的烙印，每一个单独的生命都极为脆弱，即使极为幸运的越过灾难，也注定要在生老病死的痛苦里循环，个人的软弱面对强力，甚至连摆出一副抗拒的姿态都困难，但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以软弱得以战胜上帝的，或许便是生生长流了吧，死了一次的单个的人，不过是一次西西弗斯的尝试，但是永远生生不息的人和永不停止的西西弗斯，却是与上帝同样永生的存在。生生不息自是人类软弱的尊严。

在《生生长流》里，有一幕极为动人，过路的小男孩劝起守寡的妇人，说起了亚伯拉罕被上帝要求弑子以检验忠诚的故事。

“你应该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神要他献上他的儿子，当亚伯拉罕举刀，执行神对他的旨意时，就在那挥刀直插儿子的瞬间，天使带来一只羊说道：‘你用它代替你儿子，’你会问，神为什么在你女儿开始生活的时候杀害她，我相信劫后重生，会更珍惜生命，我相信存活下来的孩子，更能体会生活。”（《生生长流》）

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里面这样写道，“世人也有人从其所爱的家园流亡出走，但当他痛苦地追寻和寻找他之所失的时候，他不会被忘记，他的悲歌不会被忘记。而亚伯拉罕不作悲歌。向人示哀、与悲泣者同悲泣是人之常情，但更伟大的是拥有信念，更值得深思的是拥有信念的人。凭着信念，亚伯拉罕接受了一个允诺，那就是他在地球上的子孙万代都将受到庇护。”于是，在这样痛苦的信仰和悖论里，亚伯拉罕举起了刀，他以他最为软弱无力的力量，愚蠢的智慧和疯狂的希望战胜了上帝。

“追寻”更像是乡村三部曲的主题，小男孩在追寻着朋友的家，导演追寻着小男孩，男主角追寻富家小姐，他们在宏阔的背景布下，上演着每一个小角色最为重要的一场追逐，伊朗宁静的小乡村，断背残垣的震后，徐徐重建的乡村，亚伯拉罕的后代依旧在村庄里生生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