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

要给老外解释清楚什么是江湖并不容易，贾樟柯用了一部电影来说明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情义特别重要，因为背叛特别寻常，肝胆相照和两肋被插两刀，不过就是上一秒和下一秒的事情，宛如浪尖和浪谷，波涛汹涌江湖险恶。江湖，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一部《江湖儿女》，贾樟柯也用了一场戏概括了“江湖”：汾酒茅台杏花村，管你清香酱香倒在了一个大脸盆儿，宛如江河溪涧奔流入海，分了喝去从此你我就都在这一个酱缸里滚打了。这场仪式里，慷慨陈词的是廖凡演的老爷们儿彬彬，说“干了”的是赵涛演的巧巧。在火山前，彬彬教赵涛打枪，说从此你就是个江湖人儿了，事实上，巧巧踏入江湖比他俩想的都要早一些。

江湖儿女，讲的更像是江湖女儿，整部电影其实就是“巧巧”的成长史。巧巧从单纯的大哥的女人起步，彬彬教她“江湖的人迟早是个死”，但没有告诉她“一入江湖深似海，从此山河皆路人”。巧巧是靠自个儿，摸爬滚打学会坑蒙拐骗，以暴制暴。来来往往一大堆人里，也就巧巧心底牢牢记住了“讲究”两个字。倒也没错，女人有时候反倒比较仗义，因为兄弟情义大部分时候是利益驱动情感，而女性的义无反顾则来自一往深情。

在这个以情感为主线的故事里，贾樟柯熟悉的作者风格依然强烈，比如那些大众意见里通俗甚至流俗的罐头音乐，仍旧是导演把玩的元素：巧巧在奉节的文化馆哼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大概是迪克牛仔最接近文艺的一次，配合上依次登场的县城迪厅、坟头国标，中老年小合唱《潇洒走一回》，这些你可以说这依旧是“猎奇”的中国式奇观，但时代独特的审美被贾樟柯个人的独特审美二次加工，就像影片中的“狮虎同笼”一样呈现出新的质感，导演仍旧忠实的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荒唐又烂漫的一面。

美术道具层面，以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呈现时代变化，类似包钱纸的包装上暗藏心机，诸多细节还是有让人会心一笑的暗号。在宏达的背景设定上，也没有放弃呈现纵深的中国时代变迁，但整体而言，贾樟柯最擅长的符号学和社会批判都略显节制，退居到了表达情感之后。贾樟柯在酒会上都有点羞赧，说“是不是太煽情”了，我倒想说这可能是最让人敬佩和喜爱的一点，可以说导演冒着“情节剧”的危险去展露自己的温柔沮丧，淡化了追诉世界如何扭曲个体，而强化个体如何涅槃坚持，以及那一点无可奈何的忧伤：二十年里，巧巧一路上遇到的尽是女盗男娼皮条客，有情有义反倒落了个无靠无依，最后通过监视器镜头里呈现落寞萧索，让人心悸，这大概是贾导作品序列里最好的结尾之一了。

对于女主角赵涛而言，这是她职业生涯表现空间最饱满的一次，说成导演写给她的一封情书也不为过，也没有谁比赵涛更合适出演巧巧这个角色，赵涛从太原舞蹈老师走向国际影后的过程，她的执拗与淳质，后天所激发的表演灵性，与巧巧的成长史都不谋而合，在《江湖儿女》里也展现的淋漓尽致。有趣的是时过境迁，在这部电影中，巧巧年轻时候要靠赵涛表演去寻找当初的青涩，反倒是当下阶段老板娘的戏份，包括砸茶壶在内的许多场戏，赵涛挥洒自如显示出大气从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个大女主的电影中，廖凡饰演的彬彬同样光芒万丈。出演这种“即使千错万错，依然无悔爱他”的男性角色，要靠演员强大的荷尔蒙和个性魅力支撑，廖凡不负所托呈现了影帝级的表演。贾樟柯的作品善于调教群众演员，形成独特气场，这对职业演员来说其实是个巨大挑战，但恰好廖凡就是那种演员，自带了某种踏实生活赋予的烟火气，让他可以无缝对接到不同大导演的作品。在这部影片里，在床上翻滚和摔下轮椅的戏，重重的砸在观众的心上，几欲使人落泪。

对于《江湖儿女》，贾樟柯导演的影迷可以轻松地发现“迷影”气质，它像是对前序作品的一次回眸致敬。男女主角巧巧和彬彬的名字和设定与《任逍遥》完全一致，而巧巧到奉节寻找丈夫的情节又与《三峡好人》“不谋而合”，在服装道具乃至置景动作上都有许多“重叠”，例如巧巧奉节寻夫的矿泉水瓶，行使了同样的使命。事实上，贾樟柯其他作品也可以在《江湖儿女》中找到痕迹，这让影片看上去像是创作进入成熟期的贾樟柯对自己阶段性总结，是汾阳小子一路走来的一次深情回眸，也是他在长期为时代发声后一次个人的情感松绑。看这部电影对资深影迷来说，也许有创作新意上的不满足，但也有一夜看尽长安花的轻松愉悦。

贾樟柯电影最迷人的部分是他用先锋的视听语言包裹了独家的乡愁记忆，在中国有这个机会又有这个天赋做这件事的人绝无仅有。从《小武》开始，贾樟柯在成长的经验里攫取了丰富的资源，但一入江湖深似海，汾阳对贾樟柯来说已是渐行渐远。如果说前序作品，成长的经历是他表达态度的武器，而《江湖儿女》则有更多的情感宣泄。这部电影是否是贾樟柯最优秀的作品，自然有待时间来回答，但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他像一个分水岭，牢牢地收束了之前的创作。联想到接下来在筹备的《双雄会》、《在清朝》，大概可以期待贾科长山高水长大步向前，匆匆过往，皆是山河路人。

本片中文名称是《江湖儿女》，按照贾樟柯的讲法，背后有三个原因。首先跟费穆导演有关。他在2010年拍完《二十四城记》之后想要拍关于上海的历史纪录片，就去香港采访《小城之春》(1948)的女主角韦唯女士，从她口中得知费导有一部筹拍于1949年左右的的遗作（后于1952年被朱石麟和齐闻韶（原片编剧）搬上银幕）。虽然贾樟柯在一次采访中说，采取同样的片名是向费导致敬，但后来在《电影手册》中坦陈，自己“忘了那部电影的故事，但记住了这个片名。‘儿女’好理解，‘江湖’这个词可能很难翻译成外文，江湖意味着险恶的冒险旅程，复杂的情感经历，秩序之外的世界，规则之外的情义。那拍电影呢？我想我们也是江湖儿女。”这也就引出了后两个原因，与贾樟柯当下的处境和过往的经历有关。一方面，贾樟柯认为江湖是处在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边缘社会，而自己所坚持拍摄的独立电影在行业中有着同样的地位；另一方面，之所以片名比故事本身更让他难以忘怀，是因为这几个字触动了他对过往的怀念和理解——他自己小时候的生活中是有很多大哥的，自己也是受到当时港台电影的很多影响，一直有武侠情节。

贾樟柯这样的解释容易造成的误解是，《江湖儿女》的重点是‘江湖’，但在实际电影叙事中，儿女和江湖是两条互相支撑的脉络。江湖和儿女分别表现了各有正反两个面向的两套逻辑，且双方又要在对方中毁灭与生成。江湖，有序时表现为义，失序时表现为利/力。倘若不是独闯江湖，那么身在江湖就必定有自己的帮派同党，有内（内分长幼）外之分（外人不必然是敌人，比如本片中警队的队长，他在二哥遇刺和斌哥还乡两次探望期间，衣着上表现为自己人，语态上则故意显得很仗义）。所以，义也会分别被修饰为忠义和侠/仗义。而在影片中，江湖的解体便是从这两个方面开始的。斌哥自己是个仗义的人，在二哥出事之后和巧巧一起拿出不少钱给二嫂，所以他自然也期待自己的人是因为义气而聚在一起，因而他带着兄弟们，背依“其利断金”，坐观《英雄好汉》。而贾樟柯通过影像对这两个意象的解构恰揭示了他心中的江湖渐渐走向失序的原因。《周易·系辞上》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其中，‘利’表锋利，与兰嗅一外一内，皆是同心的结果，这正是斌哥想要为自己打造的江湖。结果斌哥入狱后，树倒猢狲散。其利断金的实质反而成了以利相交，利尽而亡。而二哥的死，斌哥两次被黑，都是因为新人要出头。他们的方式过于野蛮，纯靠蛮力，毫无规矩，就像当年疯狂滋长的房地产。所以在影片最后，当斌哥出走时，这倔强似乎在呼应小马哥（片中多次出现的背景音乐正是叶倩文为《喋血双雄》演唱的《浅醉一生》）的江湖至理，要争一口气，要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但是在一个内以利相合，外以力相交的江湖中，他已经失去了建立秩序的基础。

斌哥这帮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帮派，与之相对的是其他帮派；所有的帮派加在一起构成黑道，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白道；黑道和白道共同构成了社会，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家庭。贾樟柯没有像片中客串的另一位导演那样去演绎老炮儿为小炮儿立规矩的故事，也没有像他喜欢的黄飞鸿和小马哥那样让江湖中人维护本应是白道应该维护的秩序，这些根本不是贾樟柯的人生经验 和想象力之所在。他是一个在蛮荒而疯狂的年代努力将自己从小县城甩入都市后的返乡之人。他的怀旧和哀思，在江湖中受的伤，可能只有在家庭/爱情之中才能得到关爱、理解和慰藉。贾樟柯说，自己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中不但去回顾了自己十几年用不同设备拍摄的各种影像，同时也渐渐反思自己的经历，理解了周遭最近的人。按照他这个讲法，我们看到，时间一方面体现在拍摄技术上，从数码影像，到胶片，手持，网络直播，实时监控，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巧巧这个角色的成长，具体说来，是贾樟柯理解的巧巧的成长（与此相对，斌哥的时间观中只有有序与失序两个节奏，如同钟摆，就像贾樟柯自己的影像中所执着的过往和当下）。

巧巧代表了儿女这条脉络，其有序时表现为情，失序时表现为欲。理解这一维度走向失序的过程是理解这个电影末段的关键。按照斌哥在奉节的解释，他自己出狱后被小弟们抛弃了，所以他以同样的方式去理解他和巧巧的关系。可能江湖的坍塌让他自觉被世界抛弃，在抽象而强烈的抽离感之中已经无力去体会一个为我坐牢五年的巧巧与一帮入狱之后便弃我而去的小弟之间的区别。他一心想着在江湖中再闯出一片天地，再杀回去，把自己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所以当巧巧为情南下寻夫时，她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只能为义北上的大哥，也并不知道，因为自己从未踏足江湖，从未被失去，所以没有被拿回来的必要，更因此在斌哥那里没有意义（当然，后来有意义了，因为斌哥腿脚不便之后，她是斌哥觉得唯一不会嘲笑他的人）。倘若当年为斌哥开枪、此刻请斌哥返乡的是马仔，或许情况会完全不同，因为这说明他的江湖还在。类似的是，巧巧起初也是不理解斌哥的，她既不认同江湖的道理，也不愿意在江湖飘荡，她的挂念是家庭，是结婚和赡老。所以当斌哥在奉节牵起巧巧的手，说这只手救过我，巧巧失望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他牵错了手，而在于斌哥是用义的方式去回应她的情，这根本就不是她想要的。因此，巧巧的情是被斌哥的义浇灭的。主人公看似交织在一起的命运其实是分叉的，三晋大地上被风沙掩埋的裂痕在川渝的雨水中暴露无遗。

以前在大同，巧巧跟江湖中人的关系是斌哥在江湖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换言之，她并没有独立闯江湖的经历。以上述雨夜长谈为分水岭，巧巧的成长分成两个阶段，前后经历了两次一无所有，在情节的发展上都与情到欲的转化有关。首先，由于不明白江湖凶险，钱包被偷，导致财产上一无所有。从这时开始，巧巧被抛入了江湖（可能因为身份证和钱的丢失，她不能通过正常方式找工作并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存，而这正是一个人在白道生活的关键。当然，时间短促，她也没有准备找工作。）。似乎在贾樟柯眼里，巧巧才是仗剑的侠客。他说，赵涛在表演过程中是把那瓶水想象为一把剑来使用的（所以用水瓶开门以及在宴席上与人举杯就变得非常丰富）。但这把水做的剑同时是用来解渴的，换言之，是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所以她处江湖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满足自己生存的欲望，另一方面，为这一目的在手段上就要利用他人的欲望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弱点（不论是骗钱还是开走摩的）。这里所说的情到欲的转化是说，一方面失序的江湖中无处不在的欲望替代了真情，就像无孔不入的蛮荒的力量替代了道义。另一方面，对满身欲望的人，只能以欲制欲。就像对只能理解力量的人，首先必须以暴抑暴，就像巧巧当年向天开的两枪。所以，当巧巧一个人在一个已经失序的江湖上行走，她最基本的本领就是对他人欲望的洞察。

在斌哥抛弃巧巧之后，她又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并不是说她丧失了感情的能力，而是丧失了感情的对象，于是情感被解放为脆弱而盲目的欲望。并非徐峥真的欺骗了她，只不过这时候她选择让自己被徐峥欺骗。但是后面她清醒了，她不再欺骗自己，因为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一个人。

巧巧的这两种遭遇正好对应了传统武侠片中独身漂泊江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深谙世事，靠机敏的嗅觉在江湖上混口饭吃；一种是为情所困，游魂般在江湖上漂荡（前者如韦小宝，后者如李寻欢。当然，赵涛演绎的是当下这个江湖中的常人，自然不会体现出那两位的风范）。两种情况下巧巧都没有完全自失，江湖，因她不混不浪，守住了对人对己的底线，因而是‘闯’ ‘出’来了，这才有了后面这一幕。

巧巧走出火车见到飞碟，贾樟柯说，意味着她在彻底的孤独感中把握了自己，用魔幻现实的手法引出飞碟是要表示，此刻她已经可以与天地交流。理解巧巧在站台的这一幕是理解后面的关键，直接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她回老家之后在麻将馆重新建立的江湖秩序。与在秩序和失序之间做钟摆运动的斌哥不同，巧巧此刻已经不再感到自己是被抛出来，而是自己把握了自己的命运。此时其实是有多重的可能性向她展开的，即便此刻她决定留在新疆，决定出家，决定回去找工作嫁人过日子等都不意外，因为世间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成为她的羁绊。一切都取决于她自身的意志。但是她决定回去重建一个江湖，一个她一直不理解且排斥的东西（我所否定的可能性是，她因为服过刑，并不好在白道上混，但是要知道，即便是在黑道上，她也并不只是为了活着，为了找口饭吃，因为不管黑白两道，随便找人嫁了等各种省力的方式是最符合这种需求的。但是她现在有一份产业，而且明显在黑道上维护这份产业是需要各种能力的。既然她没什么可争的，这就说明，她在孑然一身之后仍然有自己坚守和认可的东西）。这就有意思了，她的动力是什么？当然，从戏剧冲突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要探讨的问题是重新建立秩序的可能（而不是展现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单纯顺从于无序的命运），情节上需要巧巧回去，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理解她，否则这样的可能性便是空谈。

因为贾樟柯说，自己是从男性的视角理解的巧巧，虽然她戏份最重，但这并不是女性视角的电影，所以一个可能性是，导演对于之前的秩序的怀恋是通过巧巧实现的。换言之，巧巧其实承担的是男性对道义的理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此处就会非常薄弱，还不如当初找个马仔替换巧巧去放枪。这种一厢情愿如果要在女性体验中讲得通的话，就不可能是在站台那里在绝对的孤独中获得自我，反而恰恰是要在对恋人一去不复返却又无法释怀的怀恋中，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恋人。当然，这并非是自恋，而是说自己去承担起以前的恋人的角色，让他的精神在自己的身体中起死回生。因为贾樟柯一直说，这个电影跟他这几年最自身生活的反思有关，我建议他再多努力一下，好好理解一下为什么有个人做这么多，是要有自己的事业还是为了你。。。

然后就涉及到本片最大的问题了。巧巧回去之后，是怎样重新聚拢起这个江湖的？因为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江湖在内外两方面分别由于利和力崩塌了。如果巧巧（父亲去世，斌哥抛弃，只身一人，女性）要建立新的秩序，就要面对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于世态炎凉一向在意的贾樟柯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贾樟柯自己说，巧巧这个角色并不是个英雄，而只是坚守了做人最基本的道义和底线（他也是这么理解巧巧照顾斌哥的原因的。因为单纯出于道义，所以她拒绝了斌哥的牵手，也不关心林家燕的消息）。如果这样，其实就没有提供克服之前问题的可能性，这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影片中看出来：比起以前斌哥的气势，巧巧更像是一个讲基本法的老板，小弟作为工人在那里领工资。那么其实有另外两个可能性是被放掉的，一个是巧巧真的是靠道义聚拢起一帮人；另外一个是巧巧从情的角度去贯通义。这两者都很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不上天堂便下地狱的状态，没有什么能停在原地。至于前一个可能，可以想见巧巧一定要做出巨大的牺牲，并且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基本上是不相信这一点的，我们对自己的勇气和他人的良知都没有信心。第二个可能性则更困难，以前儿女情长通常被认为是英雄气短的原因，这就是说，两者是相互龃龉的，就像这个片子表现的那样。但是电影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讲出可能性得以变成现实的肌理，而不只是停留于去担忧人的渺小与卑微（他说，最后用监控是临时起意。他觉得因为监视器无处不在，实在变成了影像，过一个月就被删除。人可以被删除，非常伤感。）。这不是批评，而是深切的期待。但很可惜，贾樟柯似乎只是要在叙述中批判，而没有要在批判中重建，所以这部影片止于怀旧和恋乡。最终他想要表达的，就在影片的三个外文名中，'江湖-儿女'变成了'利益-欲望'（ Money & Love ），而且没有人可以在这种丛林状态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即便在这样的世道，仍然可以保有人之为人的底线，这并不会因世道变迁而被冲蚀掉（ Les Eternels ），两者构成了芸芸众生在当下——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狂飙突进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的命运，以及在这命运中最后可以坚守的东西：人在江湖中如灰烬一般飘落，但这灰烬可以出淤泥而不染（ Ash is Purest White ）。但是如果不能由此出发去展开出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可守护的希望并不比挥之不去的无望多，人在两者之间更多的是迷茫。贾樟柯们最后一定还是会像斌哥那样，在返乡之后再度决绝地离开，继而又在迷途中重走返乡之路。

（上述所有出自贾樟柯的讲法都来自他的采访以及（主要是）他在慕尼黑电影节后与观众的交流。）

情感表达是贾樟柯电影的根本软肋。

《山河故人》可以看成是贾樟柯尝试自我突破的作品——因为他要来记录和表达时代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此之前的作品中，情感一直是寡淡的。人处身于环境之中，自发地行动，并没有什么自我情感的东西。人对自我缺少一种内在的意识，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状态。

因而在外面描摹便可以了，重要的是“环境”。

可一旦进入角色内心，这种手法便不再有效。贾樟柯给出的方法是增加信息点，向观众暗示角色内在的心理活动。

比如《江湖儿女》中，为了表现巧巧见完父亲坐上公车感到的落寞情绪，贾樟柯给了巧巧一个全身镜头。这其实不必要，而且显得鸡肋。

对观众来说，这种离别的感伤一目了然，并不需要这样一个镜头再来提醒他们。

这让观众感觉自己像被牵线的木偶，不断地被提醒应该在何时作出何种反应。

又或者，巧巧在剧院听《有多少爱可以从来》的场景，她其实不需要跟着众人一起合唱。只要给一个她坐在台下听这首歌的镜头，观众自己会通过联想之前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体验到巧巧内在的情绪。

甚至这首歌都不需要出现两次，一次就够了，歌名如此直白。

但贾樟柯生怕观众看不明白，总会进行一些多余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感觉敏锐的观众诟病贾樟柯的电影在《三峡好人》之后刻意、生硬的原因。

贾樟柯电影中的情绪是通过外在的形象或符号（特写、合唱、歌曲）来实现的，而不是内在地存在于角色处身的情境中。

甚至对于时代，他也使用着同一套低级的手法。这在之前的电影中不是的，《天注定》后才如此。

这是否说明了功成名就之后的“科长”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已经无法从客观意义上还原某个时间段内“环境”的真实性。

他是如此繁忙，拍电影、开餐馆、办影展……还要不时地出席会议当委员。

其结果是“环境”在电影中消失了，成了用符号堆积起来的虚假幻象。

《江湖儿女》中的三个时间点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尤其是久远的第一段（2001年）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世纪初大同真实的状貌。

仅仅通过一张申奥成功的报纸或几首歌来点明时代背景，显得低级又无趣。但很无奈，现在的贾樟柯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看来，法哈蒂或达内兄弟用来刻画角色心理的手法显得多么高级。甚至都不再需要表演，只需要设置情境，演员所刻画的角色自己就会丰满起来。

贾樟柯也许走错了路。他更应该去成为一位作家，而不是导演。

贾樟柯的写作，给人一种难得一见的浑然天成之感。远非一些所谓“作家”可能比及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用语言的天分。

一切都恰到好处。语言的美感、叙述的腔调，以及自然而然引发的微妙情绪，让人跌入唯有语言才能创造的体验空间。

贾樟柯文字中的情感自然、丰沛，为何一到电影中就变得生硬、刻意？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影像在贾樟柯手上，也许远非像文字那般得心应手。

当他可以用简单的文字传达微妙情绪时，使用影像困难重重，故而他需要符号的帮助。

文字的天赋也表现在了电影台词上，这是贾樟柯的长处，每一部电影总能缕出不少金句。

这是文字的功底，而不是影像造型的能力；后者都交给了余力为来处理。

贾樟柯也不太擅长于构筑情境，这是让剧本出色的最有效方式，需要从戏剧中借来些滋养。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一流作家，我们并不想再失去一位一流导演。

《江湖儿女》，我觉得，代表国产片最高的审美水准。很多人的审美被新闻联播带偏了，觉得崭新的，巨大的，洋气的，才是美的。如果怀旧，怀的一定是（仿）古建筑。而我们实际生活过，和其实仍生活在其中的地方，我们人生的，以及历史的几十年，就被无视了。

今天某人作为一个画画的，跟我严肃地讲了另一个观念：人在那里认真生活过的地方，才是美的。

不要无视那些日渐破败的房子，那些没有设计过的野蛮生长的街道。对于一个画画的来说，整齐如一的大街，大楼光亮的玻璃幕墙，真的是一无可画，根本比不上小巷里晾着衣服的竹竿，沧桑的却贴着新对联的木门，花开得生机勃勃杂乱无章的小花园。世界的丰富，本在细节之中。我们只是觉得它们代表着穷和土，所以就认为它们丑，就像胡锡进那样，说电影是臭豆腐，是灰暗视角，这是不公平的。胡的话体现的只是他本人的心灵的贫乏。

《江湖儿女》如果只到巧巧在新疆的深夜下车，很孤独，很悲伤，很危险，但是她认为自己看到UFO，她笑起来——如果只到这里就结束，我大概会给满分。

后面的不好在于，我不希望在发挥得那么好、充分展示出她的情商和智商的前提之下，巧巧又变成一个守旧的女子，守住前情郎一个破破烂烂的麻将档的遗产，十几年弹指一挥，就这样虚度了。巧巧不该是这样的。

遗憾归遗憾，巧巧有好几个细节我都惊为天人。

看到赵涛的脸，你老是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她的脸有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是普通人的特点，但同时又是颇有识别度的。那是一种端正的不脱离人民群众的好看。我看完电影之后，把她的演技和脸在心里过了一遍，觉得巧巧这个角色，我唯一想到也能演的，是巩俐。

土帅土帅的。煤矿区大哥的女人，关键时刻就是这么飒。

赵涛和廖凡在奉节的小旅馆里重逢的一场戏，是可以拿来作为经典，将来在课堂上一代代研讨的。场面十分尴尬，女方镇定，男人软弱却又不是全无良心。这里演出的是人的同理心。

爱情失去，尊严和互相帮助的情谊还在。跳火盆是神来之笔。

赵涛的演技，有一处特别打动我。那是2018年的重逢，廖凡坐在轮椅上，问：对我还有情谊吗？赵涛在他后面推着轮椅，摄影机给她的侧脸一个大特写，她的上眼皮非常剧烈地颤动，然后她用貌似平静的口吻说：“没有了，就是江湖情谊”（我记性太差了具体的台词一定精彩很多）。就是那个眼皮颤动，面无表情，展示出她在克制内心特别激烈的情绪。从她的那个表情，你可以体会到，她还是爱着的。太厉害了。

徐峥在火车上的表演也颇能让人会心一笑，坐过绿皮车的人，谁没见识过这种一上车就自来熟、爱吹牛的小人物。

电影最后的镜头，巧巧在监视镜头的低画质里的无助身影，虽然是玩了一个小技巧，却是非常好的。

贾樟柯回应胡锡进，说：真相是最大的正能量，见不得真相和真话的做法，是负能量。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所获知的不是真相和真话，最终会成为最大的负能量 。很棒的回复。

排片很少，南京好像只有两个电影院的小厅放。想看的朋友要抓紧了。并不苦闷，很多地方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的！

贾樟柯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自己致敬自己的导演。这部片子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只是用他最熟悉的方式把已经讲过的故事又讲了一遍，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全部加了一遍“作者按”，只不过，这次讲的没以前好而已。巧巧三世以及斌斌三世，带我们重温贾樟柯电影的黄金岁月。与电影的宣传语不同的是，这次我们见证的不是贾樟柯电影宇宙的形成，而是贾樟柯电影宇宙的终结。

一、人物转世中，留下了什么？丢掉了什么？

巧巧，是一个融合了《任逍遥》中的巧巧、《三峡好人》中的沈红以及《天注定》中的小玉的角色，由于致敬的成分太多，人物本身变得面目模糊。贾樟柯用一种纯直男的视角，塑造了一个会武术的王宝钗。巧巧对斌斌的感情，似乎有从爱到义的转变，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歌颂女性的独立和担当，但歌颂的却是三从四德的女性，为斌斌坐牢是一，去找他是二，给斌斌当护工却只换来两个字是三，更重要的是她的从一而终，都回家开场子了，还是独身一人，冥冥之中还不是等待斌斌的拯救嘛，虽然来的时候已经坐上轮椅了，可是斌斌的角色还是个施与者，而不是求助者。

在《任逍遥》里，乔三是个从不为女人打架的冷酷大哥，但在过去的贾樟柯那里，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简简单单的大哥，冷酷如乔三，感情中也掺杂着爱和控制，一方面他是巧巧过去的老师，另一方面是个有头有脸的大哥，放不下面子是自然的。而巧巧呢，表面上看是被动的，在大篷车上被乔三一次次地摔在座位上，哭的稀里哗啦，而内心却是独立倔强的，这从吐在小济嘴里的那口烟就已经体现的明明白白了。

而《江湖儿女》里的这俩人呢，实在是没有任何爱情戏，除了剧情的设定，你找不出两个人情感变化的任何依据，巧巧为什么爱斌斌，在等待的过程中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寻找的时候除了上演两段普法栏目剧，别的还有什么呢。曾经的细腻变得草草了事。在男人女人的关系里，根深蒂固的直男思维又占领了高地，归属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他是你男朋友啊，解除关系都得要他一句话，现代女性们，您慢慢品，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斌斌呢，原型就是贾樟柯小时候接触过的大哥，《任逍遥》里的乔三，事实在是太久远了，创作极度依赖经验的老贾，真的是回忆不起来了，所以搞了个看起来很义气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是义气的大哥。全片里斌斌真的没有任何义气的行为，斌斌，我就问你一句，人家二哥托你查是谁造谣，你办了吗？拿钱不办事啊你，碰见俩打你腿的小崽子，你就放了？斌哥后来的残疾，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当时留下的后遗症啊。年轻气盛就不说了，等斌斌重回大同，对待昔日的马仔也没有任何的尊重，兄弟是这么当的吗？而他对待巧巧的态度，确实像个大哥，大哥会对你好，但你不会是大哥永远的女人，陈浩南都还黎姿李嘉欣舒淇换着来呢。

作为大哥，外人的感觉永远是很忙很牛逼，这没错，但拍电影不能这么应付啊，我就想知道斌斌都干啥了，在电影里他没有解决任何一件事，没有善待过任何一个人，就连戏份被拿掉的六爷，都知道给人骗子点钱，做做慈善呢，除了让舞蹈老师给二哥再来一曲，没干过啥彰显人格魅力的事啊。好大哥坏大哥，乃至本片中印象派的大哥，都不重要，作为关键人物，你让这么一个形象来推导出一个情深义重吗？

二、在左支右绌的互文中，贾樟柯忙着把所有的故事一次讲圆，有的东西他可没忘

在《江湖儿女》中，除了斌斌和巧巧，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配角，这意味着故事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们俩的关系上。而老贾做了什么呢，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自我陶醉的趣味和分解重组的快乐上了。

如今的老贾已经从过去蹲在街边的少年变成了热爱红白喜事的油腻中年，朋友们，这意味着他对生活以及故乡的了解已经由日常转向了仪式，曾经鲜活的生活质地变为了生死如戏的景观，你说拍出来的东西会产生什么变化。曾经的广场舞、大篷车、录像厅、台球案，以及苍茫夜色中走调的卡拉OK，是小贾对现实的敏锐反映，而现在这些成了他电影拼图中的一块，不需要问原因，拍就完了。贾导啊，现在大篷车都改良了你知道不？节目单子更新了，现在不收钱了，卖药酒，用鳄鱼、蛇、王八之类泡的，还有喷火和艳舞什么的，如果你看过应该会喜欢的。

仪式、景观、魔幻现实主义的祖国，这些东西已经奥特了，已经被玩的不好玩了，搞摄影的有好多都想玩这些，已经被我喷的人脑袋变狗脑袋了，详情参见本人日志。魔幻现实主义的极点就是科幻啊，可老贾对科幻的理解实在是太萌了，就是rou的一下飞过去一个什么玩意——飞，成了老贾科幻观的核心概念。哪怕说斌斌的腿是外星人飞来打断的也好啊！看来老贾的科普材料还停留在《走近伪科学》的阶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贾的社会观，严重受到了《法制进行时》的影响啊。巧巧在奉节的遭遇被拍成了如下几集：《女子坐摩的遇色狼，机智巧脱险》、《喜宴上来了不速客，大吃大喝不上礼》，《小生意与大骗局——坐火车切莫轻信他人》，一个个故事告诫我们，江湖路远，小心风险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必太在意这些，毕竟这是贾导为朋友们安排的晚会节目，乐呵乐呵得了，可惜针灸诊所骗局那集没了，要不然还能多乐呵两分钟。

在仪式和栏目剧的缝隙里，再努努力其实还是可以讲个好故事的，但剩下的篇幅也很紧张啊！还得留着致敬自己呢，剪掉了但还舍不得用的素材，比如在大同拍《公共场所》时勘到的景，本来还准备回去再拍一次呢，斌斌的枪不能只在迪厅里掉一次啊，起码得掉两次。可惜碰上耿市长的城市建设，老房子全改成了古建筑（详情参见周浩导演的《大同》），只能改拍《在清朝》了。所以就连翻拍带过去的素材，全剪到了一起，经过反复构思，终于把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安插了进去，各种明线暗线，仿佛是一部贾樟柯电影番外特辑，让认真观影的我竟然获得了一丝观看侦探片的快感。

贾樟柯现在的电影就是这么的后现代，就是这么的结构主义，用不了的素材拼拼凑凑也能给你炒盘菜，不得不说啊，当镜头扫过《任逍遥》里的斌斌和小济时，我感动了一秒。老实说如果单纯是当年的素材，你给我凑够九十分钟，我也愿意买单。但老贾的野心比小贾大多了，可惜啊。

三、见证贾樟柯电影宇宙的终结

总体的一个印象，在内心里，贾樟柯还觉得自己是街头的那个小子，但很不幸，他已经是除了煤和酒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了。墨镜和雪茄让他没法在野案子上随时来两杆了，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玩的那个游戏，王者荣耀。他对世界的理解永远停留在了八九十年代的故乡，而现在只能玩玩电影拼图导导以前的录像带，创作对于他来说更像一种惯性驱使下的计算，动机从现实的触动变成了回忆中的自我沉溺。

作为一种对过去贾樟柯电影的怀念，江湖儿女倒是挺不错的。看到荒野里的公交站和巧巧衣服上的蝴蝶，让我想起《逍遥游》和任贤齐；看到巧巧在小旅馆里追问斌斌还是不是她男朋友，让我想起城墙上崔明亮也问过尹瑞娟同样的话，以及赵小桃在地下宾馆还披着雨衣；奉节的大篷车上，也有路灯下的小姑娘，只不过不用表演给假冒的站长了。

贾樟柯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曾经和当年初恋的女友，从城外谈心归来，空中突然炸开了礼花，那一刻他被深深的震撼，他说他永远不会把这一幕拍入他的电影中。在《山河故人》里，我看到了那个镜头，在那个时候贾樟柯的电影宇宙已经终结了。他的白日焰火已经绽放过了。

看完《江湖儿女》，在豆瓣上看到一条评论，说廖凡是“葛优之后最好的中国男演员”。

是不是最好，我不敢说，毕竟“文无第一”，但我知道，在中国，“第一”着实像个魔咒，不管是行业内排第一的企业，还是排第一的人才，都要面临更多的质疑，更多的波折。

我倒宁愿，我喜欢的演员，就悄悄地演着，悄悄地好着，最好是那种别人都看不出来的好，就好给我看，给一小片不动声色的知己看。

但《江湖儿女》里的廖凡，的确太好了。他的好，是那么明晃晃地摆着，想让人看不见都不行。

▲喜欢这个角度下的廖凡。

尽管，这部戏，其实是“江湖女儿”巧巧的成长史、放浪记、离散诗篇，由她的成长史和放浪记，牵扯出十七年的人间关系，江湖离乱，时间燃烧然后留下灰烬的过程。赵涛的戏，自然占了比较大的篇幅。

赵涛也的确好，因为她就是巧巧，巧巧就是依照她的样子写出来的，没有她，某种情境就不成立，没有她，一些因缘的线头就扯不出来。她在电影里的形象，就像西北石窟里的那些菩萨，眉眼神情，都是照着某个供养人来雕刻的，有真实的拙朴，真实的娇俏，甚至真实的嗔怪。

那个身在敦煌或者凉州的供养人，凭借这个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而这个菩萨，也因为有肉身的滋养，从成千上万个菩萨中跳脱了出来。这是互为因果，互相滋养的事，所以，那些说赵涛不好，导演就知道用老婆拍电影的人，都是没有原创经验的人。

▲赵涛在这个电影里的很多瞬间，让我想起日本那位拍了很多复仇电影的梶芽衣子。

但廖凡依然很好，而且不可思议，他的好，他的不可思议，在于他在银幕上，再现了一个过程：人的荷尔蒙是如何消退的。

对，不是人衰老的过程，而是荷尔蒙消退的过程。衰老已经很难演了，但也不是没有秘诀，演员的力量达不到，还可以有化妆、灯光乃至后期，甚至通过搭档的帮助来实现，一个四十岁的演员，对着强行扮老的三十岁女演员喊一声“妈”，无论如何也让人不忍心，还怎么深究下去。

有些人演这个过程，也算很成功了，但面容身姿老了，眼睛却没有老，眼睛还是精光灼灼的年轻人的眼睛。只有极少数人，能把这个过程，演得有说服力，从里到外，都慢慢变灰，慢慢失去生机。

廖凡却演出了一个更复杂、更让人惊叹的过程：荷尔蒙的消退。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其实很有限，从2001年到现在，十七年而已，并不算长，要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设定里，表现出程度并不严重的衰老，已经像在掌心跳舞，更何况，还要表现出程度非常严重的荷尔蒙消退。

▲斌哥曾经是场面中人。二勇进场的那一段，那种很显眼但貌似不以为意的排场，还有双手合十向周围人示意的动作，都特别准确。

但廖凡扮演的斌哥，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像加了特效一样，一点点褪色，一点点颓丧下去。他慢慢地失去了对人、对世道的信心，对人生的勇气。起初，他还有一点脆弱，还依仗着这种脆弱，向巧巧撒娇，向旧日兄弟们试探，后来，连脆弱都没有了，因为，脆弱似乎还是一种呼喊，一种告白，一种有待接受的电波，但呼喊无人接收，告白没人倾听之后，脆弱的功能就消失了。他就那么彻底废了，就像岩浆变成灰，树木变成烬。

斌哥刚出场的时候，是大同的地头龙。他在棋牌室、KTV、迪厅活动，看场子，维持秩序，调解纠纷，也必然要放点贷。但他们不甘心于此，他和他的兄弟们，对自己进行了升级。升级就要进行学习，他们的学习方式，是看香港电影。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到处都是英雄传奇、枭雄生平，周润发、万梓良、李子雄、刘德华、狄龙，还有后来的郑伊健、陈小春，就在这些传奇里来来去去。斌哥和他的兄弟们，就仿照香港电影，在大同搭建了一个江湖。

剧中有一幕，他们聚在一起，看周润发、万梓良和刘德华主演的电影《英雄好汉》，尽管是在屋子里，他们还是认真地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领带，有人还戴着白手套，在屋子里的墙上，贴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样的字。

▲豆瓣的这张剧照后面，都是夸廖凡的。这一幕是整个故事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瞬间之一。请注意坐在前排的这个小伙子手上的白手套，是啊，做戏就要做全套。

那个时代，是容得下他们的。那个时代，识别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不知道怎么分辨流行乐和摇滚乐，也不知道穿西装要不要剪掉商标，不知道喝红酒到底要配什么菜，更不知道怎么识别一个边缘人群，以及如何对待他们。

他们的规矩，甚至情义，都带有混搭色彩。他们把香港电影里的江湖规矩，和古老社团的规矩，乃至佛啊道啊的规矩混搭在一起，形成他们的一套仪式和相处方式。例如向人行礼的时候，双手合十，掌心微空，例如把几种白酒拼在一起，喝“五湖四海酒”，在迪厅里看国标，在葬礼上表演国标，大哥在葬礼上上香的时候，小弟们在身后列成几排。

那个时代也容得下斌哥。廖凡演的斌哥，精悍结实，身体硬得像一把紧绷的弓，皮肤深棕，头发黑亮，贴着脑门，是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才有的头发，眼睛里有灼灼的精光放出来，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走路的时候腰杆挺直，又带点警觉，像一头随时准备捕猎的野兽。

▲二勇葬礼上的斌哥和巧巧。巧巧后来给勇嫂放下一摞钱，说是斌哥和她的心意，看钱的厚度，该有二十万吧，在2000年代初，那是一笔大钱。

他常常面无表情，但面无表情不等于没有表情，他的表情都是藏着的，或者说，是区别对待的。在外人面前，他深藏不露，不给表情，在兄弟们面前，他会带上一点表情，在巧巧面前，他会有更多表情。身边人的亲疏程度，是依据给出表情的多少来区分的。

他也非常笃定，心里很踏实，知道自己的根有多深，枝叶能覆盖多大面积。调解老贾的借款纠纷的时候，他手底下还在忙着自己的事，只给点余光给他们，到了节骨眼上，搬出关二爷来，事情就了了。他在迪厅里见二勇，听二勇诉苦说有人造谣他的楼盘闹鬼，听完了，他似乎就有数了，知道是谁做的，自己又该怎么解决，马上应承下来。

甚至还有人袭击他。那样郑重其事的袭击，简直是一种抬举，是变相地承认了他的权威。后来的时代，不会袭击他，只会羞辱他。

就在时代摸着石头过河、建立自己的识别力的空档，他们有了一点空间和时间。

然后，因为持枪事件，一切急转直下。等他出狱之后，他已经全盘皆输，尽管他还念叨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用不了三十年”，但他拥有的已经全部被夺走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他没有错，只是时代把大门关上，把空档封上了。

▲人一生有几个决定命运的瞬间，在电影里，也常常会有这种“命运的时刻”。斌哥和袭击他的小伙子的这个照面，这片刻凝视，也是一个“命运的时刻”。

在“企业化”的时代，一切都变了模样，即便还是巧取豪夺，但都变成利益的来与去，他踩空了几年，就跟不上形势了。摄像头的时代，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都被严密监控，神秘感是多余的，情义也是多余的，他的价值就在于那些情义、规矩、神秘感，这些事物没有意义了，他也就没有价值了。

也许，时代根本就没有变，一切照旧，是他变了，他的荷尔蒙分泌越来越少了。他可以去适应新形势，但荷尔蒙的减少，不够给他提供燃料了，他也可以重新寻找价值，但荷尔蒙的分泌不足，让他丧失信心了。荷尔蒙的减少，让他从狼变成了狗。

廖凡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人在时代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下，荷尔蒙的消退，这种消退，是生理性的，更多是精神性的。他居然把这样一个又有生理性又有精神性的过程，给演出来了。而这，应当是不可能的。

在奉节的小旅馆里，和巧巧见面，他尴尬、喏喏、前言不搭后语，想说谎，却连说谎的气力都没有，当巧巧起身走开的时候，他的手指浅浅地弯曲了一下，却终归没有攥成拳头。

▲斌哥和巧巧在奉节的小旅馆里相遇。下一个镜头，巧巧起身，斌哥无力地弯曲了一下手指。大家肯定很奇怪，为什这个房间里有三张床，因为巧巧没有钱，只能买得起最便宜的铺，三张床的房间，要比标间便宜多了。

重返大同的时候，他形容枯槁，头发稀疏，医生给他做针灸的时候，可以看见他的白发。

巧巧棋牌室的男孩给他送上饭菜的时候，他怒喝着“什么规矩，先上主食再上菜”，已经非常心虚。

巧巧让半身不遂的他“滚出去”的时候，他挣扎了几下，却没能站起来，再坐起来的时候，满脸通红，额头上有青筋暴起。

男人是如此脆弱，但在大时代面前，谁又不脆弱呢？

▲后半段的斌哥，给人的感官刺激少了，但这却是廖凡演技爆发的时刻，暗暗的、不动声色的爆发。

他再也没有表情了，哪怕是对亲近的人，也没有表情了。他的魂被抽走了。以前是藏着，现在是彻底没有了。但藏着和没有，是不一样的，他精细地表现出了这其间的差别。

而且，丝毫没有演的痕迹。当过话剧演员的人，因为是在舞台上，要放大自己，才能让别人看到，所以往往有着夸张的表演和台词，不论演什么，都会过于郑重，都会留下痕迹。出身于话剧世家，自己也演过话剧的廖凡，却没有痕迹。

他让我们看到并且相信，斌哥或者他，就是那样，一点点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勇气，失去了信心。

这个故事于是就可以汇入“贾樟柯宇宙”，被封存起来。因为，贾樟柯的电影里，有那么多对往日的追怀，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对流散的无奈，但往日之所以那么值得追念，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特别美好，而是身处那段时间的人，有充足的荷尔蒙。

▲喝“五湖四海酒”的片段，是最早放出来的。这个片段，在故事里，属于“记忆的夏夜”，人生的高光时刻，在故事最后再度回想，让人万分惆怅。

斌哥这条线的故事，也让我想起韩国电影《薄荷糖》，斌哥和薛景求演的金永浩，到底做错了什么呢？也许什么都没做错，只是生命激情消退了。而他们身边的人身上，也在发生同样的事。

即便枪击事件没有发生，奉节小城没有被水淹没，不明飞行物没有从乌鲁木齐的天空飞过，摄像头没有密布在大同的每个角落，斌哥和巧巧，也都注定要坠入沉沉暮色。

这才是人类永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