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维斯康蒂出手就拍出了《沉沦》,战后这部电影才得以公映,之后基本就被誉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
但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令人心塞的观影之后,我发现这部电影对后世的影响绝不止于后面兴起的“新现实主义”。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心塞的故事:男女主一见钟情,因为情欲的冲动而犯下谋杀亲夫的罪行。但冲动之后是无尽的惶恐不安和内心折磨,二人从疏离走向猜忌,他们曾坚信不疑的爱情终于消散无形,他们走上了毁灭的宿命之路。
《沉沦》原名Obsession,意为“沉迷”。这其实就是个关于在爱和情欲中沉迷和毁灭的故事,反映出维斯康蒂极其灰暗悲观的人性观和宿命论。
而这样的故事,绝非彼时彼地的特殊产物。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情杀和自毁的沉迷发生。
而电影也的确不着意于故事的社会背景,拍摄当时是二战期间,我们却看不到半点战争的影子。电影中的悲剧来自人性,而不是社会。
但看德西卡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和《偷自行车的人》,还有费里尼、罗西里尼的的早期电影会发现,真正新现实主义电影,一定是有极深入和根本性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的。
所以《沉沦》并不那么典型地“新现实”。
当然《沉沦》对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也应该是巨大的。它抓取平凡人在平凡生活中的状态,以某种纪实手法讲一个虚构故事,那种真实世界和人物的质感,那种不是渲染的拙劲儿,自然影响了后人的很多作品。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纠缠于这些学术问题。用最直接简单的标准看,《沉沦》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遥想一部四十年初的电影,技法上已如此纯熟老练,人物刻画上已如此真切入骨,剧情走向上如此曲折流畅,说实话已经可以说是传奇之作了。七十年后看到这样的作品,你我只能叹服。
标题与正文无关。
重看维斯康蒂1942年的名片《沉沦》,注意到一个之前未曾留意的段落。
维斯康蒂的这部电影根据美国作家麦克凯恩的以大萧条年代作为背景的小说《邮差总按两次铃》改编,男主角Gino一路流浪到了公路餐馆与女主角Giovana“致命邂逅”之后出走,却在火车上遭遇了一个流浪艺人lo Spagnolo(西班牙小子)。西班牙小子这一段情节并不是原著的内容,而是电影原创,他给Gino补票,两人共租一间卧室,给Gino搓烟卷,买新衣服,给他一份扛招贴的活计,并希望Gino可以和他一直搭伙流浪下去。在Giovana再次出场之前,他们相处的这段时光,像一段充满诗意和快乐的插曲出现在这部基调灰暗和阴郁的影片中。我不知道当时的观众是怎么看待两个男人之间的这种友谊,但是今天我们大概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西班牙小子并非仅仅出于同情心而为Gino伸出援手,他对Gino的慷慨和关照显然是出于爱慕和情欲。
而我认为这是维斯康蒂的有意为之,在一个法西斯政权高压和基于天主教传统的极度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的双重夹击下的“夹带私货”。这个形象是那么特别,他是热情的,乐观的,真诚的,也是温柔的,善良的,忧伤的。与电影中其他那些被欲望所纠缠所玩弄的角色完全不同,甚至超脱出那个灰暗压抑的时代基调之外。我不能说他是维斯康蒂自我的投射,但显然他有意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同性恋形象,并且对他寄予了某种(渺茫的)希望。
Elio Marcuzzo(1917-1945),是西班牙小子的扮演者,他仅仅出演了14部电影就非常年轻地悲惨地死去了。他本人是一名同性恋者。在二战结束的时刻,多种政治力量试图在意大利的短暂权力真空中占得先机,而Elio和他的哥哥在那个混乱的大清算中,被误判为前法西斯的党徒而被抓捕。据材料记载,他们被私刑吊死,并在还没有咽气的时候被活埋。我不知道他的性取向是不是成为了他被抓捕的理由,他死在他的28岁生日的第二天......
在旅馆的段落里,Elio扮演的西班牙小子劝Gino忘记Giovana,并劝告他如果和自己一道,会教给他人生并不只有爱情重要,Gino对西班牙小子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明白你,你有很多主意,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你说我们应该相互帮助,你会给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买车票而不求回报,而我,我只知道如果没有她,我活不下去。”也许是我牵强附会,这是不是维斯康蒂在隐晦地表明西班牙小子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呢?他对穷人的同情,不求回报的帮助,他对人生价值的不一样的认识都让他在电影中极为特别。而且他之所以被称作西班牙小子,是因为他之前很多年都在西班牙“混”。彼时是1942年,为什么一个意大利人会去西班牙“混”了多年又回到意大利?可不可能他是一个国际纵队的战士?在内战失败后逃出西班牙,以街头艺人的身份隐姓埋名和惨淡谋生?维斯康蒂当然不会这么赤裸地把这些都表现出来,但不妨碍我脑洞大开。他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毕竟,“愿天下受苦人得解放”的乌托邦理想,难道不也是几个世纪以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同性恋者的理想吗?
而说到同性恋与共产党,不能忘记帕索里尼,也不能忘记尽管他自己也嘲讽和讥刺维斯康蒂,但尴尬的事实是他俩在党内都不受欢迎。就像女性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来都是不快乐的婚姻一样,同性恋者和共产党也似乎很难相处愉快。一个革命的, 进步的政治力量如何内在地超越父权和男权的局限,如何真正直视和自我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对男同性恋,对“他者“的排斥和放逐?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不代表我们就应该放弃追问。高明的艺术家试图处理这种命题,于是我们有了宝贵的《蜘蛛女之吻》,“直男癌”的革命者最终与他所鄙视的“不觉悟”的男同性恋相爱且交换了”命运“。革命者死在对情人的思念中,而男同性恋却在出狱后投身于一场革命行动并为之牺牲。
不能忘记Marcuzzo,不能忘记法西斯屠杀的不只是犹太人,还有同性恋者,还有共产党员,还有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异己,是他者的被放逐的人们。如果我们忘记他们,我们就忘了自己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忘记他们,就要准备有一天再次面临和他们同样的命运。
一些简单的想法。
同样都是改编自詹姆斯·凯恩的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维斯康蒂的版本显然更像“改编”,更具作者性,把侧重点放在男女主人公的情欲纠结上;好莱坞的版本则有点像“翻译”,把整个小说紧锣密鼓地呈现出来,比较生硬。
原著的开头其实很妙,男主角从一个装满干草的货车上被人扔下来,是个到处漂泊的流浪汉,但在美国版中这个情节并没有呈现,而是改成了搭轿车,缺少力度,且加菲尔德后面的表演过于面瘫(?让我想到北野武为什么),我始终难以完全相信这两个角色是相爱到痴狂的。
维斯康蒂从开头就加入了很多意大利的真实生活景象,乡村酒吧,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城镇的街道,长镜头跟随流汗的人们,闷热躁动。此片也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发轫之作。结局落幅在Gino脸上,爱人已逝,他自己的命运也走到尽头,他直视镜头,绝望渗出屏幕。
分享一下原著中的一段话(看的是译版,原文应该更美):
那天夜里,上帝吻了我们的额头。他给了我们两个能拥有的一切,可我们就不是能享有那一切的料。咱们享有了全部的爱,可是咱们承受不住,一下子垮了。那种爱就像是一架大飞机的引擎,它带着你穿过天空,一直去到了山顶上。可要是你把那种爱放进一辆福特汽车里,它就会给震得粉碎。咱们就是这样,两辆福特汽车,弗兰克。上帝眼下正在上面嘲笑咱们。
太太太太长了,长到里面一些渲染情绪的戏份在影院里都像在看unintentional comedy [ACMI 35mm]
9. 这种对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荒芜、贫瘠、肮脏、混乱的国家描绘,工人阶级的居民,人民内心的苦闷与肉欲的情感暴露同样存在着反天主教权。如果说《托尼》预示了新现实主义运动,那么《沉沦》直接影响新现实主义大部分的的美学特质一点都不为过。关于记录日常生活中的景象,大量捕捉与主角无关的平民镜头,实景拍摄又有着层次分明的布光以及升降机的使用。只不过缺失了历史与现实的紧密性,没有那种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与斗争的表现。|关于电影类型上的讨论则似乎更有意思,个体性叙事,日光之下的谋杀情节,引导凶念的至关因素—女人,重蹈覆辙的男性宿命,咦,怎么变成黑色电影了哈?最后还有点点同性意味插入其中。800
历史就是阐释。实际的观影经验会让你发现影片与影史书或我们的理解之间的差异。那种把每一部影片机械分门别类、归纳为某一种电影美学流派的方法其实是无法成立的,毕竟很多所谓流派并没有统一的宣言(或许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个体间有不同的美学主张,他们成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往往是后人阐释、建构出来的结果。拿新现实主义来说,一方面当时它并没有形成大反响,在50年代前的高峰期也只有1/10的份额,大家更爱意大利喜剧、美国片。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是一种接续发展。它只是现代主义电影下的其中一脉(客观现实、心理现实、作者评论),它之后的作品甚至带有对现实明显的自反性。甚至就本身来说,新现实也并没有彻底性,大量的职业演员、景棚拍摄、后期配音实际上是主流。作为新现实的先声,也能明显看到它受到好莱坞匪帮片和雷诺阿的影响。崩坏主题
贫穷有时也是一种浪漫——木心写下这首俳句时大概意识到,耶稣的浪漫正是因为他的贫穷。所以,耶稣对木心永远充满魅力,也使他永远闷闷不乐。对于没落的贵族而言,耶稣的浪漫更像是一个诅咒。改编自《邮差总按两次铃》的《沉沦》证明了维斯康蒂生来就是一个矛盾之人。正如处于关系核心位置的女主角:既嫁给了安稳富裕但却乏味无趣的贵族生活,又爱上了自由浪漫但却注定流亡的革命无产者。他这部着重刻画两难困境的处女作,在尝试解决这一由两个阶层共同构建的双重道德难题时展示出了颇为罕见的成熟,而他的身份和立场也直接体现在男女主人公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置身事外的导演大有同情这对鸳鸯的意思,于是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解除了诅咒。在幻灭之时,影片也得出的结论:这种跨越阶层的跃迁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单恋,只是这条路上布满了无数的《洞》和挑战。
意大利的《邮差只按两次铃》。其实这个故事可以非常色情、甚至变态博眼球,照最近的说法就是三观稀碎,但是维斯康蒂把自己的新现实主义视角融了进来,增加了许多对生活细节的刻画,除了爱情的不顺意,其实女主角更多的焦虑来自于对改变生活状态的急切心情。导致结局非常绝望。男主特别帅!
以一种新的观点、新的影片风格,冲击死气沉沉的意大利电影。导演有意把人物放到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那种肮脏混乱的小城镇和贫困的村庄中去展示。影片中对于现实景象的真实描写,以及对于当时意大利处于“一种内心苦闷,本能的肉欲和暴烈的感情”的表现,使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揭穿了墨索里尼所声称的“生活秩序良好,路不拾遗,火车准点”等谎言。
维斯康蒂居然把这个题材拍成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开山之作……将人的堕落、作恶和其不加控制的自私欲望、所处的社会困境联系起来,十分沉重。不仅是主要人物,迷上男主角因而包庇他的女配角,也是茫然无是非观、凭情欲行事,让影片更显压抑。
刚开始我以为自己在看一个类好莱坞西部片,然后中间变成了法式浪漫,筹划杀人音乐响起那一刻我以为希胖来了,可算是有那么几十分钟是让我忘情地欣赏,结果一个怀孕打入肥皂剧的深渊
維斯康蒂處女作。134min版。改編幅度很大,將原著細緻描寫的犯罪片段與法庭遊戲悉數隱去,只留下更加赤裸的情慾。前面的張力太足,以致後半小時略顯倉促。男主Massimo Girotti七年後又演了安公处女作Cronaca di un amore。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驱,早于《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以实景以真实的街道作为场景,有别于当时意大利主流影片的风格,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一个犯罪故事。因当时还处于法西斯统治时期,影片上映不久后既被下映,但对未来新现实主义整体的艺术风格与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片编剧也是未来新现实主义的著名编剧和导演德·桑蒂斯曾激动的这样说:“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电影,我将它称为新现实主义的电影”,以现在看这句话也许就是一切的开端吧。
新现实主义始作俑,沉沦的宿命感,无法控制的欲望,无法直面的贫穷,无法避免的死亡。
1942,导演:维斯康蒂(意), 36岁。 维斯康蒂导演的第一部故事片《沉沦》改编自美国作家J.凯恩的小说《邮差总是按两次铃》,在这部处女作里,维斯康蒂展现了新现实主义对普通人生活及其细节的关注,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诞生做了准备。影片原原本本地描绘了意大利一贫
如何用新现实主义的手法拍一部黑色电影?又如何将一部黑色电影拍成一部肥皂剧?维斯康蒂将给你一个圆满答案。意大利版《邮差总按两次铃》。
和后面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应该是尽管显得有点粗糙,但依旧值得注意的构图与精美运镜。绝对借鉴了雷诺阿。维斯康蒂端着的气质,在处理现实主义题材上的确有点不接地气,不过后劲儿足。为了开创意义,给四星吧。重看。精美运镜虽然说是受法国人的影响(诗意现实),但不得不说,意大利的一个个的都是叙事天才。次次运镜,把握住相应的人物步伐以及所思所想,这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心理分析运用,也算是维斯康蒂本人最具风格化的一点。再重看。看得出来后面洛克兄弟中的情景剧质感因何而来。维斯康蒂这部里很多戏剧化的设计让人感觉人物不够立体(比如傻乎乎的酒馆老板),真实感也因此大打折扣。比较好的地方自然在于他独特的运镜设计,对镜头与人物走位间的联系的娴熟。
改编自美国小说《邮差总按两次铃》,摄影和室内布光精细复杂,呈现的却是真实甚至粗糙的现实景象,前半段(男女主角犯罪之前)还不错,故事往后发展差点变成家庭爱情纠葛,结尾有点草草了事
助理工作结束后,回意大利之前。让雷诺阿送来本小说。说,你一定会喜欢。而这成就了维斯康蒂的处女作。维斯康蒂说,《德意志零年》也好,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也罢,都是从我这部电影中来的,而我的电影是从让・雷诺阿来的。上映两天后,马上被封印,但影响却无远弗届。死后同年,在美得以重映。
意大利版《邮差总按两次铃》;homme fatal;Gino的出场;男性身体的描绘;与原著相比的新增男性角色,火车上帮Gino买票、旅馆里二人同床、邀请Gino一起流浪几段都有同性恋意味;有些导演你随便看一部他的作品就能知道他性取向
浮雲、黑色電影、郵差總響兩次鈴。
7。维斯康蒂的镜头是新现实主义中最精致构造的,运镜和景深很像雷诺阿
维斯康蒂可能想说,女主受到冷落的根源在于她已经被上流社会同化,而青年在两种生活中摇摆,最终二人的结晶解决了两人的情感问题,但社会已无法接纳他们。在我看来,青年本性是自由派,但安定下来的社交生活肯定会让他产生阵痛,女主早已痛麻木了。可以引申为法西斯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最后纯白沙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