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因为疫情丢了工作居无定所的流浪中年女人,在车站睡觉,卫生间洗漱,她努力的活下去。
然后遇到了一个放弃活下去念头的老人
女主以为自己将制作一个炸弹,反抗这个社会
却发现老人带他制作的只是一个定时闹钟。
她再次失去希望,而她的同事送来了辞退金。本应成为希望,可是她问他“你对炸弹感兴趣吗?”
影片有很多细节,比如饭店的剩饭不让流浪汉吃而放洗洁精。
这里真的很反人类,为何剩饭不能给流浪汉吃!
本部影片群像人物塑造偏弱,故事内核不足,纪实性是有的,但是还是缺少对疫情下人们生活的写照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中,导演高桥伴明并没有将落脚点完全聚焦在疫情之上,而是以疫情为激化点,展现了日本社会固有的问题:日本社会的“团结,友情,伙伴”之传统价值观,在前疫情时代已然崩溃,并由疫情而进入了极端的表现阶段。而其现状的产生,则有着高度的民族独特性,是独属于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 在开头的居酒屋段落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前时代的社会问题:看上去一派和谐的共同工作景象,却带有经理对外国临时工的打压与对女性的性骚扰,也有女店长对女主角的交流尴尬。高阶层对低阶层的不重视,女性问题,都已经包含其中。有趣的是,经理先强调了“奋斗业绩”,随后又指责女主角在意自己给朋友免单,身后“初心を忘れずに(切勿忘却初心)”的标语变成了讽刺意味的存在。这将“管理者”大话的冠冕堂皇与表面主义显露无遗,也暗示了随后出现的“政府管理者”的疫情政策。 而女主角的处境,在此时也已然存在:被前夫离婚后榨取还款,被哥哥要求寄钱。在这个部分,“交流的隔绝”作为情感连接丧失的社会冷漠化表现,已经有所出现:女主角和家里联络只有电话,反过来的女打工者看经理和店长的恋情,也是用line的定位同步,一切都是间接的,甚至连女主角情感寄托的宠物猫,都只是在女主角倾诉时毫无动静的一张照片。随着疫情的到来,这些社会问题在紧急事态令之下得到了激化,经理的阶层打压从言语攻击升级到了解雇,性骚扰也从口头便宜变成了动手动脚。 居酒屋的经营场景,是导演设计的重要手法,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为不同阶段做出递进的主题定义。最开始的疫情前时期,居酒屋一派繁忙,各阶层、性别、年龄、国籍的人似乎都在一起努力。在这表面之下,性骚扰、年龄歧视、阶层打压,以及“沟通联系”中的尴尬,已然存在,但都掩藏在齐心协力提高业绩的表面之下。而在疫情暂时缓解后,经营看似恢复了正常,但经理的性骚扰已经不再如前一样地有所忌惮,被解雇的几人--经理口中的“啰嗦大妈”--也没有被优先召回,说明了阶层与年龄的打压,而店员也带上了口罩,沟通的隔绝从对话的尴尬升级成了物理层面。 可以说,居酒屋正是日本社会的缩影,其中包含了各个性别、年龄、国别、阶层的雇员。作为企业文化被经理宣传的团结协力,就像少年漫画中广泛强调的那样,正是日本社会被世界所知的重要价值观。然而,在当代日本,这其实已经沦为了表面的幻象,其内里已经是对弱势群体打压的人情冰冷。就像店员开会时的烤串员工嘲笑的那样,那样的价值观已经“只能在《海贼王》里听到了”。 而疫情的发生,导致了生活质量与经济状况的恶化,在各自利益直接受损的压力下,利己之下的人情冰冷便愈发强烈,由此激化了原本存在的弱势群体问题,出现了更加极端的打压、歧视、抛弃。而经理,作为居酒屋的管理者,也是作品中唯一一个穿西服的角色,正是同为社会管理者的西装穿着者“首相”的象征存在。甚至在更细节的部分,他口称“争取业绩”却为朋友免单的做法,也与菅义伟首相的所作所为有所对应---宣扬对“非必要不聚餐”的重视,自己却多次组织党内餐会。由此可见,经理的经营手法,正是对首相防疫政策的呼应。他在口上说着“团结协力抗击困境”的话,落实后却无视了底层人的生计,直接将对方开除并不召回。此后,经理的私吞补偿金,则正暗示了防疫政策对底层人生活保障的剥夺。 同时,此前就存在的“对底层人的无视”范围则有所扩大,一方面,是民间自媒体的煽动,带动了老人对女主角施加暴力,作为经理行为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出现:两任首相的疫情宣言视频先后出现,安倍宣布的紧急事态导致了底层人的困境,菅义伟对社会保障的承诺则被证伪了:与他们形成对应的西服与管理身份的经理,私吞了发给解雇者的补偿金,暗示着“管理者”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无视底层人生活。而在阶层与性别带来激烈分化的疫情社会中,情感的连接也更加稀疏了:女主角与家人的电话变得信号不佳,人们的对话也带上了口罩,并落实成了“对非底层的经理和咖啡店长不予联络”的行为--疫情对阶层分化与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恶化作用,对日本传统“团结友情”价值观的进一步削弱,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而作为底层人代表的女主角,也展现出了对社会中自我定位的态度变化。疫情开始时,她尚且对疫情前由经济能力支撑的“正常生活”存在留恋,并不想承认自己在收入被剥夺后的流浪。她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场所的高楼大厦之间,在其背景映衬下努力寻找工作,表现出了对繁华主流社会的回归意图。同时,她也会尽量维持自己的“正常姿态”:实际上已经没钱支付自动洗衣房的费用,只是在偷用房内的水龙头,但在看到别人到来时,依然会佯装出正在使用自动洗衣机的样子。并且,在被迫使用廉价卫生巾时,她也躲躲闪闪地钻进了卫生间。然而,未能收到工作机会与居酒屋补偿金的她,逐渐对菅义伟首相所谓的底层保障政策产生绝望,面对演说扭头而去,随之接受了自己被疫情时代的日本抛弃的事实。此前躲闪着使用的廉价卫生巾,被她坦然地从老太太手中接过。 对于这一改变,“食物”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吃饭是生活延续的最低需求,正是与生计关联最为密切的存在。“食物”的要素都逐渐恶化,便成为了对日本防疫政策之无视底层生计的最强烈表现。在疫情开始前,女主角尚且可以在公寓中喝啤酒,吃零食。而在疫情初期,她已经面临经济压力,却表现出了与“信任政策,试图保持正常人生状态”呼应的对食物态度,自己并没有去排队领取公益组织发放的便当,只是追着领了食物的老太太。但到了后期,镜头给到了手机屏幕上的存款余额特写,明示了她的每况愈下,持续进行的防疫政策与社会保障显然毫无作用,只是让她不断跌落谷底。 此时,女主角的关键转变也出现了--主观视角镜头下,她眼中的街道以黑暗的倾斜状态出现,说明了她对日本社会的看法,而便利店里的包子和饭馆内外的料理,也只能在她的眼前逐一滑过,最终落到了垃圾桶的剩饭上。这一瞬间,主观镜头切换到了客观镜头,女主角在捡吃着居酒屋的剩饭,强调了此般境遇的客观准确性---社会对她打压至此,甚至还要由经理做进一步的驱逐,因为“剩饭不允许吃”的规定,而她则已经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底层境遇,随后也与老流浪汉一起吃下了公益食品。这一幕强烈地呼应了开头时后厨的情节,彼时的经理也粗暴地拿走了外国老太太的剩饭,暗示了这一问题在疫情前时代的存在,只是随着疫情而愈发激化:开头的简单训斥,第二次抓出“帮凶女主角”,再到范围与对象扩大到“另一居酒屋的经理“与女主角本人。 而“不允许吃剩饭”的规定由象征管理者的经理执行,也有着对首相制定防疫政策的映射作用: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完全不考虑被执行者底层人的生活情况,从家里有孩子要养但被训斥“我为什么要管你”的外国老太太,到已经身无分文的女主角,再到所有底层人。 随着对被抛弃之底层境遇的逐渐接受,女主角与其他底层人的互相靠拢,构成了绝对封闭状态下的“底层群体内部和谐”,这也是对社会漠视的体现。他们都是被抛弃的存在,虽然内部和谐,但这在外部的伤害下却显得于事无补,只能勉强维生。他们之间的交流,由特写而强调了“不带口罩”的直接性,也是真诚的。而她制作的“象征团结”的手链,在公园里无法吸引到年轻路人的注意,却可以让流浪者感兴趣。 另一方面,社会对底层人的对待方式,也有着以群体为对象的表现设计,以疫情政策为中心,体现出了无视与冷漠。广播紧急事态“不要外出聚集”的政府人员的旁边,是不外出到公园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地藏像带着口罩而老流浪汉不戴口罩的对比,直接点明了他们对防疫政策的无力执行。排队领着公益便当的流浪汉们的身旁,是东京奥运会的大广告牌--其显示出的倒计时说明了延期的决定,疫情当前却依然只是延期而不是取消,对应着现实里日本民众的争议讨论点,而为了一年后的举办,便必然要采取更强力的防疫措施,从而让旁边的这些底层人们愈发窘迫。可以发现,女奥运会的举办,是导演眼中主题表达的最典型存在,是政府态度与防疫尺度问题的浓缩与诱因。最后底层人试图“破坏”的,也正是奥委会的办公楼。 事实上,外界对底层人的如此态度,在疫情前便存在,并由疫情而激化。自媒体所说的“交税的垃圾”,是疫情前便流行着的观点,在疫情时代下被自媒体使用,煽动起国民因疫情而恶化的极端情绪,最终引导出了被自媒体煽动下攻击女主角的男人,用消毒液喷洒她坐过的座位。底层人便是日本社会的“病毒”,在疫情政策下会被直接消杀掉。 在电影的最后阶段,导演将对政府的指向性完全明示化了,也直接表现了日本社会的又一现象:个体对既定社会规则的被动态度。在此前的作品中,导演主要表现了社会对个体的施为,而在最后则将视角倒转:如果个体进行反抗,尝试改变既定的一切规则与问题,是否会有希望呢? 这样的“隐忍”“妥协”“承受”,正是日本人的某种国民性特点,在疫情前便导致着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在疫情中则起到了更恶劣的作用。在这里,它便成为了底层人如此遭遇的重要原因:面对不顾自己的政府和高阶层人,身处于各种社会问题之中,他们并没有积极地反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逆来顺受一般地接受了一切,甚至会将之归咎于自己。女主角和老年流浪汉的对话,构成了对此的关键表达:后者激烈地叙述着各代政府的罪状,从成田机场兴建时期一直到当今疫情时期,历数振兴经济与防控疫情等“大目标”下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同样遭此待遇的女主角,反应则从“其实还是我不好”变成了“我也是在认真生活的”。 而作为底层人的最极致反抗,导演则带来了对社会既定系统的“终极破坏”,以彻底摧毁现行的一切,再行完成重建:炸弹袭击。老流浪汉与女主角制作了炸弹,设置在东京奥运会承办部门的办公楼下。在这一段中,导演打破了此前的构图习惯,人物不再出现在画面的一侧,首次来到了中央,意味着其在社会中“自我存在感”的取回---老流浪汉陈述炸弹时所说的“我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说明了底层人的发声诉求,面对社会对自己的随意处置,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态度,而非像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沉默地逆来顺受。 同样的“希望”,在电影里还表现在了“女性主义”的部分。女店长似乎打破了阶层分化,对底层施加关注。她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友情,为了大家讨要补偿金,也在面对老外国女人时,以不带口罩的方式做出了情感密切连接的承诺。最后,她更是直接面对经理,取得了性别上的劣势逆转,用录音压制了对方。阶层分化,性别问题,似乎都有所改善。 然而,这一切都走向了无用功的结局。女主角发现,所谓的“炸弹”,不过是老流浪汉吓唬人的闹钟。被动承受的国民性终究未能改变,老流浪汉的反抗与发声,归根结底也只是恶作剧成功后的嘲笑表情而已,在更实质性的程度上依然是逆来顺受的亳无作为。 显然,在社会的大动作之下,个人或某一局部群体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且,导演将之与日本“被动”的国民性相结合,用这种可称之为“民族劣根性”的心理倾向,解释了日本在疫情时代下恶劣境况的独特成因:比起更加积极的西方人,日本的底层人甚至无法做出有力的表态,这让他们既是日本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此心态的底层人本身,其带有的民族负面属性,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微妙的是,女主角成为了电影里唯一的“积极反抗者”,她真正想要引发炸弹袭击。于是,女主角便成为了纯粹的社会受害者。她获得的希望,必然是非常短暂的。在她彻底沦丧到吃下垃圾之前,她一刹那间听到了猫的叫声,以为能够找回自己的情感寄托,却探寻不得,迎来了老教授“祈祷明天不再醒来”的绝望。瞬间希望的产生与破灭,也正是底层人在社会保障政策面前的感受。 她的结局,也只有被当成“病毒”一样地杀死,作为疫情前被“伤害”的激化。社会给他们的,便是女主角在车站的状况---没有巴士可以带着她前行,她只能被抛弃在这里,靠自己与底层同伴的努力勉强求生,却肯定没有前方的光明未来。她坐在黑夜的巴士站,却没有巴士可以让她登上,所以她只能一直坐在原地,无法前往任何远方。她似乎在等待黎明,但日本的黎明却不属于她,只会将她杀死在疫情危机渡过前的极度黑暗中。 在结尾,导演高桥伴明完成了又一次的“瞬间希望的破灭”,且是最极端的一次。女店长救下了女主角,交还了补偿金,似乎将“对底层人的鄙视”与“性别压制”等社会问题一并扭转了,也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情感联系。但是,她采取的方式,却是让人绝望的:自己也辞职,意味着她对底层阶级的进入。到了最后,底层人也无法获得真正有力的外部支持,而只能在内部进行无力的抱团取暖。女店长与女主角的合力,至多也只能像此前的底层人们一样,在公益组织和公园场地下勉力求生,无法获得更多的生活希望。 二人的“积极行动”,最终也只是变成了极端的形态--真的将政府炸毁。这无法带来任何的积极改变,更像是自己与社会的两败俱伤,用炸弹毁灭一切,包括如老流浪汉一样必被抓捕的自己。显然,即使已经突破了日本人本性的极限,从纯粹的“受害者”变为完全的“抗击者“,以底层人身份发出了如此的“存在感”与反抗,人生的希望也依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结尾,完全不是希望,而是二人相遇后瞬间希望的迅速破灭,用“积极的日本底层”引发了最终极的无望。就像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二人只是炸毁了政府,而不是登上奔向远方的巴士,黎明也并未到来。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是罕见的疫情题材作品,比大部分电影显得更加直接。无论对疫情背景的呈现程度,还是对政府的指向性,都是如此。当然,这也让本作的后半部显得有些“简单粗暴”,老流浪汉对政府的怒斥颇为突兀,打破了全片“以现象事实为主体”的强说服力氛围,也丢掉了一些“政治批判”的隐喻巧妙感。 然而,本作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不止于疫情”。疫情是日本社会问题的激化因素,却绝不是一切的开端。日本社会的弊病是自古有之的,由一种民族性而引发,并持续地作用在各个时期中。疫情前如此,疫情中激化,甚至在后疫情时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任何人为的措施与行为,都会随着具体时期而变化,但引导“人为”的心理,却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决定了日本社会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的内在必然。
1.惊悚
首先,这部片子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惊悚”。
我想谈论一下惊悚的定义。或许,是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开始。阿加莎是我最早认真看的侦探小说家,对于已经从小跟比我大好几岁的表哥看过德州电锯杀人狂,翻表哥的《看电影》杂志了解过奇奇怪怪电影的我,我不觉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有惊悚的元素在。但看完这部电影,我想或许是每个时代人们对惊悚的感受不同。
在阿加莎的时代,大英帝国的余晖仍在,世界仍保持一种古典的秩序,甚至是狄更斯笔下伦敦的贫民窟(社会改良)和福尔摩斯里秘密结社的阴谋(以另一种秩序代替现有秩序),一种希望和秩序是存在的。在这个世界里,基督教的善恶观是普遍的道德原则,蛇的欺骗和该隐的谋杀作为人类起初的两幢罪行,是最大的罪。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和剧集里人们看到谋杀为什么会如此震惊:“Murder! It's a murder!",而我们意识不到“谋杀”有什么可怕的。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惊悚的来源。(同时联想到《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但我没读过。。我好希望自己能达到能写出《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的水平。。)
另一种是以推理、感官刺激引发的惊悚。比如无人生还(阿婆作品里惊悚程度比较高的)、八面埋伏。
这部片子是另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定义,说心理的太宽泛了。我称之为大和民族民族性的惊悚。就是那两段:1.三只子去找猫,然后和养猫老头聊天。在看到“找猫”的时候,我凭借我自以为的敏感,我以为这是一个“救赎”的信号,加上和“老人”这个形象的聊天,我以为是再普通不过的“知心姐姐”情节。但没想到在养猫老头祈祷的时候,在三知子问他在祈祷什么,老头说:“祈祷自己看不到明天的世界”。2.“小千,你对炸弹感兴趣吗?”、肚肚钟。我无法具体描述我感受到了什么,是一种空无的、non-hopeless-nor-hopeful的惊悚。
(Btw为什么我看很多短评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看的版本删掉了最后的“肚肚钟”?)
2.其次是一些精巧的设计,有一些可能不是有意而为之,可能是剧本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达到的,但作为观众的我看完整部电影还是觉得很精巧。
比如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对比。
在三知子刚和炸弹老头聊完,刚好碰到了公园大妈,给她送了一大袋卫生巾。这里或许有男性和女性形象的对立。女性——帮助、体贴,男性——暴力、改变。还有最后小千在公交车站找到三知子时,小千的形象和施暴男形象的对比。
三知子从制作首饰到制造炸弹,首饰和炸弹的转变、对比。
还有一些画面,可能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没有赋予这个造型/动作更深的含义,但这些造型和动作确实让我想到古典雕塑和油画里的人物形象。所以就见仁见智。
3.棱镜
这部片子在情节和对话里自然地反映了很多其他社会议题,并且没有给我突兀的感觉。Social activity,politics,职场性骚扰、女性议题、Covid-19,社会对流浪者的看法。
梶原阿贵担任剧本,高桥伴明担任导演,由板谷由夏主演,于2022年10月8日上映,由真实故事改编的剧情电影。现实生活中的主人公没有去政府救助部门,也没有联系自己的亲人,在入冬期间,黎明时分的巴士站,被人用塑料袋包裹的石块砸头终结了生命。为什么不寻求帮助呢?现代人究竟是人还是动物还是一片垃圾还是路边的一只野狗?
北林三知子(板谷由夏饰)白天在工作室卖自己制作的饰品,晚上在烤鸡肉串店做包吃包住的钟点工。她帮助同事,常常把客人没吃完的饭菜用塑料袋装好给菲律宾洗碗工。她活得很坦率,早会上厨师们嘲讽洗碗工的时候,她回答我们是一个团队,要互帮互助。在男经理辱骂洗碗工的时候,她也是感同身受。她维持体面的生活,前夫以她的名义开了四张额度最高的信用卡,债务压在她喘不过气,也不愿意去咨询律师讲述自己的故事。疫情餐厅和漫画咖啡店关门被裁员了,她反过来安慰自己的女店长,说新工作稳定后还会联系交往。只是拖着行李箱去新工作的地方时,却被通知因为新冠取消录取了,她同时失去了家和工作的机会。辗转在东京街头,卡里只剩几千日元,三知子伫立在被路灯照亮的公交车站,成了在公交车站过夜的流浪汉。
白天拖着行李箱在公厕里洗漱,晚上等最后一班公交车开走,她拖着行李箱走来垂着头坐在巴士站的椅子上休息。流浪期间她遇到了一位同样境遇的老奶奶,认识了炸弹男老爷爷,老奶奶送给三知子一大包卫生巾,老爷爷带着她制作了一个恶作剧炸弹。她和老爷爷迈着坚定的步伐把恶作剧炸弹投放,在引爆之前保安出来巡逻,靠近恶作剧炸弹查看,三知子突然大喊“快躲开,快躲开“,却被老爷爷紧紧捂住嘴,”叮铃铃,叮铃铃”炸弹响起,原来引爆的是闹钟啊!
引爆的炸弹给三知子带来了新生,之前裁员的女店主也在巴士站吓跑了肇事者,找到了她!告诉她“我给你带来了裁员补偿金,我也辞职了,现在我跟你一样”。三知子回答:那么,要跟我一起制造炸弹吗? 观看贴士:建议大家联合《NHK事件之泪纪录片:流落至公交车站,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这部纪录片观看。 这部电影以新冠这个时间节点,反映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电影,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关爱电影里的人群。 对于这个令人悲痛的真实事件,真的想强调一点:生命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是体现人的尊严和基本价值的权利。
这个电影是部电影,这并不是一句废话。
它而不是纪录片,也没有在片头片尾写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所以它不仅仅是想把真实故事原型叙述一遍,它想更进一步地引人思考和表达。
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失败者”不安于露宿公交车站的流浪生活,而偏执地把糟糕的境遇归罪于其他人,而去制作炸弹以泄愤。那会怎样?
现实中我们见到了一例,即山上彻也刺杀安倍晋三。可参考网友分享的肛编的故事: 山上徹也,堪称“完美复仇者”,把道德高地上的笋都拔光了 - 知乎 (zhihu.com)
因此,与众多影评不同,我认为电影并没有描绘虚假的希望,而是更深的绝望。
女二为主角争取到的30万日元辞退补偿,如果不是杯水车薪,那也来得有些迟了:片尾时主角的精神状态堪忧,念叨着“炸弹”,正常的人生已经离她远去,接下来她可能也会像山上彻也一样,去执行私刑,这个电影中唯一可能的受害者,是私吞辞退补偿的经理。
那个混蛋经理,自然是贪污性骚扰道德败坏的恶人,但没有人应该被执行私刑。
当然,更没有人应该露宿在公交车站,即使她婚姻失败、遭遇自然灾害。
真实世界是,主角这样的“失败者”,被混蛋经理那样的恶人们逼到绝境后,采取了疯狂的手段。除了最知名的牺牲者安倍晋三以外,还有很多。
比如,幼儿园门口为何要有保安持器械站岗?
“您在,祈禱什麼?” “祈禱明天可以,不再看到這個世界。”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聚焦日本社會,底層小人物。 一部“抹黑”日本,反應當今社會的作品。 也是對日本當今,整個低慾望社會一個反思。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理想世界: ——人要善良,好人會有好報。 現實世界: ——惡灌滿淫,生活順風順水。 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 有人天生就是壞人,狼子野心。 有人天生就是善人,熱心互助。 #成年人的臉上,沒有悲哀。 在這個缺乏信仰,人情冷漠,自私自利的時代。 儘管內心,萬般崩潰,千瘡百孔…… 成年人,把自己的脆弱,迷茫,無助…… 永遠深深埋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表現在外的永遠: ——I'm Okay #新冠影響 一個疫情,影響全世界的人。 尤其是,對社會底層的影響。 很多人是處於,沒有積蓄,停手就停口的狀態。 沒有辦法生存,沒有住宿的地方,甚至翻垃圾桶,尋找食物…… #大林美沙子事件 2020年11月6日凌晨,64岁的大林美沙子, 在澀谷的公交車站,被活活打死。 多年來,她都在車站不到八英吋寬,冰冷長椅上過夜。 坐在這裡,美沙子的背也只能微微彎曲,腦袋頂多靠在行李箱的把手上。 每天末班車發車時,她都悄悄出現,直到第二天清晨,第一班車來,她才拖著行李箱離開。
电影零分。甚至不如nhk点到即止的半小时纪录片。旬报第三的嘉奖,只能理解为致献给过去三年因新冠,更因这个社会而贫困、孤独、痛苦、无以为家,甚至跟事件原型大林美佐子一样被杀害的普通人的一束花。导演高桥伴明的工作,就如花店店员:他负责包好这束花,但包装纸毫不郑重,裹得松松垮垮,甚至忘了放卡片进去。拍法粗劣到很难相信是电影,但对电影语言的放弃却并没有换来现实感,人物一例扁平,不少段落表演痕迹过重。而高桥伴明也根本没有心思深挖主角何以陷入困境,只是简单又暧昧地把东京奥运、安倍和菅义伟的讲话、老年街友对泡沫经济破灭前的追忆的符号堆砌进来,甚至不负责任地虚构造炸弹的戏剧情节。她本来的生活,则自作聪明地用女性互助来替换,这也直接改写了现实结局。可惜建立在低质叙事之上的美好,毫不可信而只觉可悲。
把底层阶级的问题归咎于性别意味着放弃了唯一能团结大多数取得胜利的渺茫希望的武器。
改编自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真实事件,片中展现了不少社会问题(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职场骚扰、信贷风险等),但整体上显得四平八稳却心余力绌(被纪录片吊打)。结尾的桥段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最终遇到了石油国的小王子是个什么鬼?苦难就是苦难,它不值得被歌颂,把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当做励志故事心灵鸡汤强行灌输给底层人民就是一种罪恶,形同圣母附体雷劈八方扑街一片圣母无恙。“和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是最明亮的地方,有人流,也有汽车经过。因为是车站,它一直都有灯亮着。大概只有这里,能让她稍微有还活着的感觉吧。”然而在那一晚,她没能在公交车站等来“黎明”。“她就是我。”同时期国内发生也了不少“世界奇妙物语”,譬如与本作最相似的就是在沪上蜗居电话亭的外地阿姨的故事......天地不仁,万物刍狗。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旬报No.3。整体来说不咸不淡,乱杂杂的,故事讲得不是太好。前半部分很一般,没什么想象力的叙述,尤其是经理这个角色非常败笔。后半部分还行,很敢嘴的老头子就像是长谷川和彦的《盗日者》里老掉的样子,炸弹变成了闹铃,真让人心碎得感慨啊。另外很羡慕日本的电影环境,能这么轻松的嘴zz,还能评上个旬报十佳。
忽然想起了狗头萝莉,她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只是以自我的认知去生活着,很多人高高在上的自顾自的说着些话,但,在人间有时候是没有选择权的。
被原型故事吸引来看的,然而电影并没怎么触动到我。不喜欢电影的改编,女二这个角色的安排多少有点太童话故事了。
1.5,莫名其妙。把真实事件大幅简化成了疫情环境下不幸个体的不幸遭遇,而导演最终在流浪汉的台词中,表达的其实是对于高速发展之后空虚感的不满,将大林三佐子的遭遇作为自己政治泄愤的工具,毫无真诚可言。
跟事件本身相比差太多了
真实事件太令人痛心,改编不要用虚假希望打发了观众啊
独身者,似乎确实要多交几个朋友。
不要歌颂苦难
2023.0301电影很短但想讲的东西很多,疫情期间底层人生存的艰难、女性职场性骚扰…对比原型事件,没想电影的结局是好的,创造出女二这样有温度的角色,也弱化了一些悲凉感。不想计较是什么审核的原因,人那边也不存在这个问题。纵然改编理想化了,但更改了结局可能是寄托一种希望吧!电影有时本身就是美化现实的工具。人总爱在一件事情发生后各种哀叹惋惜,但其实很多悲剧之前某一瞬间如果可以给予一些关注与帮助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了。不要总是“她死后,人们才开始爱她”。
导演没什么才华,用了最直白且想塞入最多东西的方式讲故事,既然女主已经跟流浪汉们打成一片,那就根本无需再去睡车站,这种基本逻辑都没办法理顺的创作,不知道是怎么能出作品的。
在微博看完这个故事,自己的推上关注的影院就发了上映的消息。这并非纪录片,所以角色的设定和故事的脉络和现实有不同。改编并没有消费这个悲剧。电影里,女性贫困、格差、歧视、“家里蹲”、社会达尔文、无家可归者,这些现实不再被满东京的奥运会标识掩饰,它们落在了一个努力活着的女性身上,她的归处变成了公交车站前的椅子。电影最后留了一枚炸弹。借它的“爆炸”给了剧中人另一个结局。这时候的剧中人已经不是她了,是她之后仍然活着的我们。发生、创作、拍摄、上映都是在那段特殊时期,这样的速度,是在追着这个信息时代的忘性。不要忘记她,不要忘记我们自己。
能关注这些人,这些人真的很到位了,但是你不要拍成这样的流水账啊
把疫情时代下的个体命运拍得清汤寡水,人物塑造也比较扁平,尤其三浦贵大饰演的角色像是卡通片里的反派,片子整个质感有点像日剧SP,光明的结尾完全没必要,观众不需要这种刻意的希望,还削减了现实的残酷。
看完的直观感受,前面是当下社会的纪实素描,后三分之一是学生运动那一代人长久以来一直想寄给政府的“炸弹”(顺手点进导演简介,还真是那一代人)。电影的改编又想写大龄女性非正式员工在新冠期间的困境,又想对忽视边缘人群的政府开炮,再加上相较于残酷现实给了个非常梦幻的童话式结尾,所以就算走字幕时呈现了大楼爆炸的画面,也很难带来释放或者沉痛的心情。虽然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想,但看到安倍晋三和菅义伟确实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只是不管内阁怎么换,这种社会问题都像是无解的难题。其实都是潜在的问题,新冠像是催化剂,加速着将人逼到极限,有的人因巨变被迫永远留在夜晚的公交车站。有一点说来惭愧,之前看新闻时完全没想到过流浪女性还要负担卫生巾的事。另外plan75里也有菲律宾打工人,看来超高龄社会移工问题也不容忽视了。
必须依赖日本电影来拯救我对新冠的失忆,这件事本身何其讽刺。正如上野昂志指出的,把肮脏的剩菜剩饭倾倒干净这种清洁的常识性伦理正是社会野蛮的病理。指出最底层的劳动阶级正是任人处置的垃圾这一点并不难,但是从清理街道到清理人口的过于自然的过渡还是令人触目惊心;当新冠来临时,文明开化社会破了洞的底就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面前,穿着整洁衣装端坐在办公楼里的人若不是没心没肺,若还有一丝羞耻之心就会被刺痛到流泪吧。不戴口罩的菲律宾大妈看不懂文字,面对让她在文件上签字的好心的店长,用手摘下她的口罩让她再发一遍誓,对“未开化”的她来说戴口罩正是把自己=病菌阻隔在外的行为,看到这里我们只能泪流不止。
看的是记录篇。为什么一个人要这么坚强?太心疼大林小姐了,明明有可以依靠的弟弟和妈妈,却选择自己一个人流浪,把所以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包括社会的。就像节目名字human cossroads一样,你的现况是很多选择组成的,你走的每个十字路都是大家都可能走的,不是对错,是几率,今天是大林小姐,明天就是你我他,所以不要这么坚强了,大胆放心依靠自己的朋友、家人、爱人吧 拜托
“她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