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蛛

社会意义大于电影本身。女主拿了奖，但这个片子本身并没有给她什么空间，我也属实没太体会到演技的优胜之处。 由于惊悚标注迟迟不敢打开，看完发现连悬疑都称不太上。凶手这条线太早出来，可如果是一个女性题材的片子，大幅的极端宗教的视角又何必？妓女们的死亡力度也不够，与其让女记者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以身犯险，不如让她带着观众了解这些女性为何被迫成为妓女？家人对其态度如何？为何没有人追究凶手是谁？普世价值更得以呈现。记者本身又是什么样的背景，让她得以超脱之外？人们是被宗教蒙蔽还是自我逃避？目前的片子只能看出来记者强行闯入又毫发无伤，挺荒诞。 凶手那些对妓女把持不住的性冲动可以用特写和画外音交代，那些龌龊的阴暗的行为，又和最后受人拥戴的正义使徒形象形成对比和讽刺，或许更有力量。 短评里有一个我觉得说得很对，这电影目前各说各话，最后谁的话都没被听见。

前半部分是类型化的犯罪电影，凶手一开始就明晓身份，甚至手段拙劣，易于识破，但似乎这座城市为他的罪行提供了掩盖。后半部分是电影的精华，系统化地揭露蜘蛛杀手的成因，凶手的动机，受害者的家庭背景，腐败的警察和司法系统，政教合一的背景，民众的支持，以及渗入这座城市每个个体的男权和厌女思想。题材本身就稀有，覆盖得也很全面，可以作为窥见伊朗社会现实和文化的一个窗口。 妓女这个身份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来说它确实是有罪的，但对它的审判不应高于对杀害生命的审判。如果这个社会以道德审判来替代法律审判的话，这个社会就真的病了。 扣一星给电影的结尾。前面气氛烘托到这了，似乎已经指向另一个类似于《小丑》的结局（当然这个确实也不大现实），突然转变有些猝不及防。回想前面确实又有些线索指向他有精神疾病，但这就削弱了对深层文化的批判。个人认为最好保留监狱内安抚的现实，加强一些司法系统和民意的博弈来解释这个转变。 女主的表演确实不错，和凶手对峙的时候看得我毛骨悚然。但女主的背景，与伊朗这种文化的联系和分离过程刻画比较少，有点像一个生硬切入的西方视角。

今年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颁给了一名来自伊朗的并不出名的女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凭借电影《圣蛛》，她走了很远才走到了我们面前。

因为和前夫的私密录像带曝光，扎拉遭到了伊朗国内的“荣誉谋杀”。之后几经挫折逃到了法国，甚至因为参与讲述伊朗女性残酷命运的动画片《德黑兰禁忌》的配音工作而背负了“叛国”的罪名。

扎拉说：“《圣蛛》是一部关于女性和她们的身体的电影，是一部充满仇恨、脚、胸部、性的，你不可能在伊朗看见的电影。”

电影的导演阿里·阿巴西同样出身于伊朗，他说：“我想拍的不是连环杀手的电影，而是连环杀人的厌女社会。”

“圣蛛”杀手对妓女的厌恶是整个伊朗社会对于女性厌恶的缩影，在宗教教义的包装下，他们将女性进行分类：妻子和妓女。

妻子是组建传统家庭和完成繁衍任务的工具，而妓女既是对肉欲的发泄也是肮脏不堪的存在，既渴望又厌恶。

而两类女性绝不可以混同，她们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在原事件中，正是因为Saeed的妻子一次误被出租车司机错认为妓女，继而引发了Saeed对于妓女开展的一系列实质性伤害。

作为退伍老兵，Saeedi认为性工作者道德败坏，她们的存在就是对伊斯兰革命先烈的亵渎，死不足惜，其所作所为是为神圣的城市马什哈德清理毒瘤。

在落后的警察制度和父权社会的包庇下，接连杀害了16名妓女的Saeed竟迟迟没有被警方抓住。

女记者Rahimi都能想到警方可以买通妓女从而找到Saeed的下落，但或许是伊朗的政治文化不允许他们与肮脏的妓女有所谓的合作。

最终，在Rahimi的以身试险下，Saeed被当局捉拿归案。

在影片的开头，首位登场的妓女刻意的露出了一半的头发并拉出了自己的一丝鬓角，后来我们明白了这是区分妓女和非妓女的标志。

Saeed的妻子在向丈夫展示新做的发型后，接着就撩起了丈夫的性欲望。

从严密包裹到露出半个头颅，这是Rahimi从女记者向“妓女”的身份转换。

三个场景里，头发好像成了一切淫欲和罪恶的来源。

露出的头发是妓女撩拨男人的放荡行为，严密包裹好的头发则是良家妇女的通行证。

这场以头发作为欲望表征的宗教行为无非是对女性的另一重压榨罢了。

而可笑的是，维护这一套规训制度的不仅有父权制度下的男性主体，更有被禁锢认知和视野的女性同谋者。

Saeed妻子在知道丈夫连杀16名女性后呈现出漠然和平静。

从小遵守宗教教义的妻子将那些街头的妓女和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割席。她是用头巾时刻包裹好自己罪恶和淫欲的良家妇女，而那些则是道德败坏露出一半头发引人犯罪的城市毒瘤，自己丈夫所做的不过是维护马什哈德的神圣和纯洁。

从小接受“丈夫就是女人的上帝，要虔诚的为丈夫服务”的思想，无数个妻子们从何处产生“女性命运共同体”的想法呢？

当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寓言一步步实现，似乎无数个“妻子”受益于人类现代化的成果即将得到思想解放时，“禁止女性上大学”、“禁止女性外出工作”等匪夷所思的法律法规却真真实实摆在了我们面前。

当各国女星剪去头发声援伊朗女性人权运动，是谁却在吹捧“饺子皮王子”和脱离基本认知的当红女星？

讽刺的是，对女性人权的践踏和猎杀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民众的谴责和制止，Saeed的真面目曝光后反而得到了社区男性同胞分外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更对“圣蛛”行为进行鼓励性继承。

一边是Saeed向大儿子绘声绘色的讲述他对妓女们的杀害过程，一边是大儿子骄傲的在镜头前表示自己要接过“父亲伟大事业的火炬”。

在大儿子重现杀害过程并邀请亲妹妹扮演“妓女”时，我们看到了一名男性杀人犯堂而皇之的在社会和文化的鼓励下对于女性的犯罪行为，而这份暴力自然有一天会轮到今日假扮妓女的妹妹身上。

“杀光所有妓女”本质上是对女性人格的粗暴定性和对底层女性苦难的漠视，在这场猎巫式的厌女运动中，父权制社会掌握了给不同女性定性的话语权力。

今天她是妓女，明天你也是妓女。

社会场域对女性名誉的操纵充斥着各种迷思，抛却伊朗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即便拥有一份体面记者工作的Rahimi也会陷入明明是受害者却被贴上莫须有的“淫荡”罪名，甚至辗转受到公权力的执行者——警察局长的二次性骚扰，又何况是片子里的“被清洗”对象，街头妓女。

无论是从历史叙事还是生活体验，性工作者总是被置于危险、堕落、酒色、肉欲的想象之中，只因她们本身是沉默且难以发声的群体，在消磨主体性的前提下，往往被男性意志主宰，同时被女性群体视为异己。

回归这部影片本身，为什么一个可鄙的、懦弱的、卑劣的、作案前需要假借真主力量、既恼恨自己未能成为圣战中的殉道烈士，又平庸到未能借战勋得到擢升的Saeed会连续用同一种粗糙的方式杀死16个性工作者，并且被多数群众冠以“清洗罪恶”的英雄之名，甚至最终毫厘之差便能逃出生天？极端教义下催生的平庸之恶究竟能促成多少不受控制“替天行道”的“义警”，效率低下的司法体系又该如何处理这种虚幻的狂热，影片到Saeed被处以绞刑戛然而止，留给观众的更多的是对这一荒诞现实的无力。

希望社会性的厌女病症能够有缓释的可能，即便伴随着阵痛，但总有Rahimi这样的伟大女性试图撬动沉疴。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部电影很不错，讲了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故事，一名女记者挺身而出进行诱捕，将杀人犯绳之以法。

但这个故事充满了荒谬，而更为荒谬的是这个电影源于真实的故事，同时影射的是一个真实国家的现状。

问题是，伊朗的女性问题，是整个中东世界的普遍性问题。杀害16名妓女的卫道士成为了英雄，连自己的妻子都为此讽刺那些被杀的女性，无论她们是否是生计所迫，或者她们是否有孩子或者怀着孩子。自己的孩子所感兴趣的终究是为父怎样杀人的细节，并在记者镜头前按照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妹妹模拟了一遍。

连同2022年伊朗的头巾风波，正是这个电影所传达的主旨，是伊朗女性的真正现状，是否女性存在所谓的权利和地位。

站到政治立场来说，这是一部抹黑伊朗的电影。但却又“抹”的很真实、高级和自然，一切源于真实和现实。

真实存在不一定代表的是真相，当这种电影放大化后，要么是对伊朗女性权利，或者对伊朗当局的全面否定和清算，要么无所谓——真正的卫道士不会看这样的电影。

杀人犯临死前还以为卫道士会在临刑前设法放了自己，结果发现自己被耍了，自己终究还是为自己自以为替天行道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当以为只抹黑伊朗的时候，杀人犯的台词又在讽刺着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街”寻找发臭的尸体。

以上就是整个中东的现实，比电影本身更荒诞。

拉希米聯絡友人

早先，已經有人在觀影之後，提出這部影片「社會價值大於藝術價值」。在當今這個歐美女性主義運動高潮之後進入持續的穩定的發展的階段的時代，另一端，亞洲的女性主義運動卻陷入了一個奇異的、貌似高漲而實際上是低迷的困境。其中極大的一個影響因素，是亞洲諸國的大部分女性「拒絕」獲得解放，因為她們自認為從未陷入「壓迫」之中或她們心甘情願承受「壓迫」：儒家文化將這種「壓迫」描述為「女子本該遵守的德行」，從而訓誡女性要自願服從控制。在今日中國，這一點尤為顯著，並持續推動著國內兩性矛盾的上升，以及女性的分化與內訌。所以，在這種情境之下，「聖誅」的出現，就顯得無以苛責，甚至於即使影片本身並不出色，議題也為其大添色彩。在這裡，難免會招惹來多數主張電影應當注重藝術性的觀眾的不滿與反對，然而我在觀影之後內心升起的鼓舞以及感動卻告訴著我必須要寫下這樣的有可能會破壞電影的本質即藝術性的文字。

影片最好的一部分應當是薩伊德被捕之後。一切的尖銳的對抗在這裡正式開始。法律與宗教的對抗、中央與地方的對抗、有權勢者與無權勢者的對抗、兩性之間的對抗，以及最為突出的女權與父權的對抗。影片之中，由女主人公拉希米代表女性/女權，由男主人公薩伊德代表男性/父權。但是父權所受到的助力卻不只有男性（即薩伊德之子、示威的男性群眾），還有薩伊德之妻。

在丈夫被捕之後，妻子並沒有加以譴責，而是相信那是一場誤會。得知真相以後，妻子甚至於以夫為榮，並且告訴憂心忡忡的兒子，你的父親所做的事是正確的，他殺的都是「不檢點的女人」。兒子在此刻也完成了一次轉變，由最初的擔心、驚慌，變化為隱隱的不確定的複雜的情感；下一次轉變是在探看父親並交談之後，他受到父親的「精神傳遞」，得以確立心中的一種信念：即父親所為完全是神聖的、偉大的，而那些妓女是卑鄙可惡的、該死的。從而，他的心情也確定下來，他也感到光榮、神聖，完全不受任何譴責。更深層的潛意識中，他完全認為妓女已經失去了「人」的身份，她們是「墮落的」。並且我相信，即使在其他較為開放、現代化的亞洲國家，這種觀念仍然甚囂塵上，社會上對於妓女的厭惡與批判仍普遍存在。但是妓女存在的根本原因無人願意深究。我想要說的是，這世上根本不存在什麼「自甘墮落風塵」，那不過是一個世上的男性為要掩飾自己對女性古今以來的迫害而編造出來的藉口，他們致力於把「風塵」塑造成為一個美麗夢幻的、只適合女性「墮落」的空間，然後對女性進行挑撥，在女性內部製造矛盾對立，使女性分化。因此，當一些女性因得到男性的肯定而洋洋自得、甚至於自認為高於其他不被男性認同的女性時，我想要告訴你們，你們此刻一定要打起萬分的警惕，因為你們正陷入一個可怕的處境，你們很有可能會因為你們的掉以輕心與洋洋得意而萬劫不復，這個處境的名字就叫「聖誅」。目今，世界上仍有多數的女性被圍困在男性的「聖誅」之中而不自知。

拉希米凝視後方

但是，本片的「聖誅」卻不是只有薩伊德一人在進行，事實上，拉希米也正在使用女性的「聖誅」反殺薩伊德。拉希米在參與被捕後續的工作之中表現出極大的諷刺，以及極力維護著審判與決策的正義。審判之後，拉希米申請採訪薩伊德，這是在當夜驚魂脫逃之後，兩人第一次正面交鋒；事實上，薩伊德早已經注意到拉希米，他在法庭上頻頻回頭望向席中的拉希米，面色輕佻、作挑釁之色，仿佛正在嘲諷著拉希米的維護正義與法律的行為，而也在隱隱示威，告訴著她：我會因為我正在完成真主所賜下的神聖的任務而免受法律的制裁；並且還隱含著秋後算賬的威脅。但是拉希米始終保持著疏離的微笑（除了有一次她躲閃了他的正面注視以外），即使在二人對話時，薩伊德對她發出羞辱與恐嚇，她也仍然滿含自信地進行著詢問。在面對男性的蕩婦羞辱以及死亡威脅時，僅管那也許不過是男性慣用的一種「官方的恐嚇話語」，也有不少女性會因此懷疑自身、感到害怕，但是拉希米堅定地凝視著他，對他進行著無聲的衝擊，挑戰著父權的威嚴，不但沒有被他「聖誅」（實際上，拉希米成功逃脫薩伊德的謀殺，精神上亦如是），而且對薩伊德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但在此刻，拉希米只是成功地脫離了薩伊德對其進行的「聖誅」，而作為反殺的「聖誅」仍然處於醞釀之中。

其後，拉希米採訪了薩伊德之妻。這是一場代表著女權的女性與致力於維護父權的女性的對話與對抗。薩伊德之妻在兒子面前維護了父親的權威，現在，對外要維護一家之主的權威。作為記者理性的詢問卻因薩伊德之妻對妓女的羞辱以及對父權的維護而偏離了主題，拉希米不由自主地激動地爭辯起來，是這樣，當所謂的「新女性」在面對同性對父權的極力維護與踐踏女權的話語之時，會感到更加憤怒，但這憤怒卻不是指向女性，而是指向父權制，由於它對無數女性的訓誡與束縛。在結束談話後，拉希米提出要跟薩伊德之子對談，影片並沒有在這裡接續下去。

薩伊德父子對談

薩伊德之子始終滿懷著信心，他堅信父親不會因此而死，因為父親是在完成真主賜下的神聖的責任，是在淨化聖城，以及不斷湧現的社會上的男性支持者，都給了他極大的鼓勵。當他自豪地說道：「社會上已經有人鼓勵我接下父親的責任。」之時，他已經完全接受了此前他尚且害怕的暴力。此前，在一次玩樂中，他不慎之間把球扔到了父親身上，而父親異常地發狠要追打他，那時候的他尚且被父親顯露出來的暴力所恐嚇，表現出害怕的神情。但在走出法院，面對聚集在法院之前的、大喊著口號支持父親的男性群眾時，他驚人地表露出一種領袖之子般的、自豪的、滿意的神態，他正滿懷鬥志地想要接過父親手中的責任。此後，在父親臨死之前，告別眾人的一次會面上，父親對他說：「現在，你就是一家之主了。」這一種極為傳統的權力的交替，出現在一個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身上，仿佛極為違和；但是薩伊德之子儼然一副準備就緒的姿態，儘管還在悲傷之中，已經在不自覺之間承擔起了一家之主的責任，認為母妹確已經歸屬到他的名下。一個天真純稚的孩子完全遭受了父權的污染，已經變化成為一副自以為是的姿態，真使人感到莫名的惋惜，以及對父權煙滅人之本性的痛恨。

拉希米親自見證薩伊德的死，但是這已經是「聖誅」的反擊完成時嗎？也許還要往後延伸，當拉希米坐上離去的班車，昏暗的暮色之下，她再度打開錄影機，靜靜地回看採訪薩伊德之子——這個被寄予了家庭甚至是家族的希望的孩子——自豪地描述他的父親如何殘殺女性的過程，但是在他的心中，他正在重述著父親的偉大與榮譽，正在宣揚著他父親的不朽精神，因此他流露出極大的興趣，鉅細靡遺地描述著。當他命令妹妹來扮演「被殺死的女人」的角色、自己則扮演「肩負真主的神聖責任的男人」的角色之時，他把她踐踏在腳下；花紋繁複的地毯重重將妹妹的身體覆蓋，而哥哥的腳正在她的身邊蠕動，彷彿正在遲疑與猶豫之中。也許他此刻才遲遲地意識到一個重大的問題：當他充滿崇拜與嚮往地模擬那神聖的舉動時，他只能借以妹妹來配合；那麼當父親在進行真正的殘殺之時，會不會也有一時半刻想到自己年幼的女兒？儘管他可以以妓女的身份加以區別，但妓女也是女人，她們都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