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今天微博上王思聪和冯小刚吵架，我稍微关注了下，王大少爷批评冯小刚拍得不好。今天看了，我觉得自己可以参与下这个话题。

我是在河西幸福蓝海影院看的。大概是因为万达排片少，人都只好来这儿了，今天又是周五晚上，上座率还行。

电影流畅，故事紧凑，有很多笑点，是真的笑点，前后左右都笑得很大声。电影后半段，当范伟演的老农民，劝范冰冰不要在他的果园里上吊，去前面他的对头老曹的果园吊的时候：“人啊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我真是眼泪都笑出来了！

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做了一些文艺尝试的商业片”。

文艺尝试在哪呢，主要是在把银幕刻意缩小，开头，以及大部分画幅都是圆形，接着还有方形，最后变成稍微夸张的宽银幕。缩小银幕这个尝试，并不让人太难以接受：缩小意味着焦点突出，意味着让人注意力集中。当一个一个人物进入到圆形小屏幕，并把脸和动作对着观众展示的时候，戏剧感非常强烈。而且有一种你在偷窥这个人的生活的奇妙的体验。

开头的小镇生活，是圆形画幅。后来到北京，首都壮阔，换成方形画幅。到了最后，丢官多年的史县长，和跑来北京开小店的李雪莲，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时候是宽银幕，光线很好，颇有点“人生升华”之感。

电影里面有大量中国人民心领神会的笑点，法院里的人事斗争，县长对市长的俯首帖耳，人代会时候的各种细节，县里对上访的李雪莲用心理攻势，用美男攻势，围追堵截，等等。电影院里的笑声，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些元素。这是根植于现实世界的荒诞剧。一个21世纪的《官场现形记》。

最后市长做了一番轻飘飘的反省，并且带领全市公务员自我反省，这些情节略有些弱，但是出于一些“你懂得”的原因，这种妥协我们是可以容忍的。（据说这部电影曾经被审查得差点出不来）

李雪莲是很有趣的人物。大概是金牛座的，特别认死理。开头她和丈夫为了县城的房子假离婚，结果丈夫转头就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她说这次离婚是”假的“，告到县法院里。当然她败诉了，她觉得法院不对，找县长，县长不肯管，从后门跑了，她又去找市长，在门口举着纸牌子喊冤。市长还是不管，她就心一横，上北京去了，撞了大运，拦下首长的小车。首长在人代会上发了飚。于是市长、县长和法院院长都丢了官。但是离婚这件事，还有前夫污蔑她是潘金莲这件事，还是没解决，让她心里堵得慌啊，所以她就养成了十几年来，每逢开人代会都上北京去上访的习惯。

这个死脑筋低智商的女人，简直就是一个堂吉诃德。她居然要用自己一个人来对抗整个国家机器，一个男权的社会。

男权社会的压力在电影中随处可见：
前夫骂她是潘金莲，是因为她嫁给他的时候，不是处女了。
前夫，赵大头，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省长，首长……都是男性。李雪莲一个人和他们对着干。
在这个男权政治体系里，两任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秘书、市长，所有谙习官场规则的人，都一致认为李雪莲是个麻烦。开头他们躲着她，后来她上访成功，掀掉了第一任法院院长、县长和市长，大家就怕她，拦着她上访。总之，做法是拖、躲和拦。

一直到最后，丢了官的史县长回老家继承了木器厂，到北京跑业务，在车站买碗牛骨汤喝，发现店老板娘是李雪莲，两个人坐下聊了聊，他第一次问，你为什么呀？

李雪莲说，离婚的时候我怀了孩子，我们俩假离婚是想要两个小孩。后来他转头跟别的女人结婚，我受了气，孩子流掉了……

居然没有人去问清楚为什么，要是从开头不是脱、拖和拦，而是理解和疏导，大概她后来就不会把上访当成人生支柱了吧？

电影后来画外音说，所有人都把她的十年上访当笑话，甚至当着她也讲，后来她自己也把这个当笑话了

这就是冯小刚接地气的地方。这种荒谬的坚持应该被怎么看待呢？中国式的处理，就是大家都当笑话讲了，当事人也当个笑话讲。然后就完了。

这当然是悲凉的。笑完之后还觉得有余味。总之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个挺不错的电影。

电影中，无论是与前夫的离婚（复婚再离婚）案，还是后来的有损名誉的“金莲案”，范冰冰饰演的女主人公李雪莲都是没有胜算的。明面上人证物证不足，她本人又对法律条文一窍不通，甚至于告状动机——为了县城的房子（或是为了胎死腹中的孩子）——也并不单纯，难博同情。
可就是这样一个浅薄无知外加胡搅蛮缠的农村妇人，却搞得市县两级班子鸡飞狗跳，搞到市长、县长、法院院长成了“下岗职工”，搞到第二届领导班子要从地方到中央对她实施围追堵截，开展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不得不说，这是奇闻一件。

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不难发现，除了李雪莲一位女性之外，其他重要角色都是男性。男性角色不仅在（传统观念中）性别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更让矛盾对立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结果，恰恰也是这群站在制高点上的男人们，在用官场上屡试不爽的“推手”应付这位村妇时，却被李雪莲像集邮一般，一个个变成了被告。这种身份、局面、剧情上的反转，让整部影片看上去颇为荒诞。
对于李雪莲而言，她的成功“逆袭”并非来自于她坚持不懈地再三上京，而是京城那位首长赐予她的“隐形权利”。正如影片中的由张嘉译饰演的市长马文彬所言，“与北京联系上的农村妇女还算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吗？”
也正是因为有影片后半段这位觉悟颇高的马市长不断发表自省言论，让本片的主旨不再是讽刺官僚作风，而是偏向于倡导为人民服务和依法治国的主旋律。这也是电影能过审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李雪莲从来没有支持者，甚至没有同类。她固执己见、冥顽不灵，争的是一句真话，与争权争利的世道格格不入。
在她的对立面：市长、县长、法院院长争的是保住乌纱帽；把她变成“潘金莲”的赵大头，争的是儿子转正；就连素昧平生的果农，争的也是“用她的死”抹黑隔壁果农。所以，即便十年后李雪莲决定不再上访，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她。“听了牛的话”，像是揶揄，其实是轴人李雪莲的真实独白。而那头对她爱答不理的大黑牛，一直都是李雪莲的精神图腾。

李雪莲在整部影片中与其他人物是有距离的。
在镜头语言上，巧妙地使用了圆形画面——既能“聚焦”，也能产生透视和景深——让这种疏离感体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圆形画面大多出现在乡野、下级机关。那里有着推诿和世故最初的滋生土壤。而方形画面则出现在北京，是中国权利和法制中心，也是方圆规矩的诞生地。四平八稳的方形画面更能彰显公平正义。
对于普通观众，虽然无法揣度冯导运用圆形画面和方形画面的初衷，但粗浅地将此片的镜头语言理解为，是“追求圆滑处世之道还是正义公道的一次公平辩论”也并无不可。

在官司上，秦玉河是“根”。他的意外死亡，解救了其他被告，让案情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剧终。在角色上，李雪莲是“根”。其他所有人物是她延展，与她发生联系。而在演员上，范冰冰也是“根”。她需要既当红花，也当绿叶，表演要有张力，又要时刻保持收敛。
一般而言，出场时间有限，并有着更加讨巧的官场丑角形象的男演员们，在表演上更为讨喜。对于贯穿全片的女演员而言，需要完成角色性格的统一，并在面对不同情景时有着不同层次的惊喜爆发，其实并不容易。而这一次，范冰冰却凭借李雪莲成功“突围”，贡献了可能是从影以来的最好演技。
因此，对凭借该片拿下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影后并提名金马的范冰冰，我们不妨多些夸奖。让演员的修炼之路多一些肯定和掌声。

导演徐克是一个技术狂人，几乎每部电影都要在技术上有所创新，他的每部电影都会让你觉得他把华语电影的技术边界又拓宽了。
导演张艺谋是一个视觉狂人，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英雄……视觉冲击力有时候几乎要喧宾夺主，超越主角们的表演成为表达影片讯息的最强元素。
而导演冯小刚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类型片狂人。在《天下无贼》以前，他基本被大家直接定义为京片子喜剧导演。在那之后，他又拍了古装悲剧《夜宴》，战争片《集结号》，公路爱情片《非诚勿扰》，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历史片《1942》，拐回来拍了一部甲方乙方2.0《私人订制》，而到了2016年，他又拍出一部为女性权益摇旗呐喊的《我不是潘金莲》。
 
是的，没有听错，一直以来，甚至到了电影宣传期还是我们印象中的直男癌，冯小刚导演，拍了一部，为女性权益摇旗呐喊的政治讽刺喜剧。
这个世界真拧巴。真的。
 
但这确实是从视觉创意到精神内核都很妙的一部电影。我用“妙”是因为这部电影在剧情上是存在瑕疵的，但是它优秀的地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而是一种创新和超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优等生，卷面分考了个七八十，不拔尖，但是附加题全做对，而且解法很天才。

华语电影在此之前，还真没有这样的。
 
（一）
先分析一下这部电影最奇特的地方，圆形画幅。

圆形画幅视觉上美不美？
可以肯定的是，在圆形画幅的衬托下，这个烟雨江南的故事，被拍出了一种古典，隽永的美感，很多画面截图出来恍若孙君的摄影作品。而这又是一个关于女性的电影，所以在这种温柔的笔触里，不知不觉间就多了很多女性的柔美，在这种柔美画面的感染下，观众的心也会变软，无形中又会增加对画中人李雪莲的同情。

 
那为什么圆形画幅是美的，而到了北京就要变成方形呢？我在预告片里第一次看到圆形画幅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个：
 

苏州园林里大量使用了圆形的门和窗。它们的作用是用一种少即是多的方法，缩小画幅，把眼前大片的风景简化，取其精华。圆形画幅不仅对于构图非常有帮助，这保证了绝大多数画面结构都很和谐，而且画面中的任何一个点距离画幅的边缘，都很近。这就使得圆形画面不适宜拍任何剧烈的动态（因为一有剧烈的动作就跑出画面了），所以整个电影感觉特别的静美，这是一种由和谐带来的静美。
 
然后就是颜色。苏州园林由于追求一种亭台楼阁，绿树掩映的效果，一般光线都不强，视觉色彩以绿色为主，而绿色本质上是由三原色里的黄和蓝构成的。这种色彩的组合与电影画面非常吻合，不信我们来看（截图来自豆瓣剧照），
 
绿色组：

蓝色组

黄色组

发现了吗？这上面9张剧照里的所有颜色，我们都可以从苏州园林的那个门框框里找到。如此神奇。

所以，视觉效果上，这是一个小魔法，我们对于江南有一种潜意识里的园林审美，而我不是潘金莲里用圆形画幅和绿，黄，蓝三种颜色，不断去戳我们潜意识里的审美G点，非常江南。画面中古典韵味很大程度来源于此。或者即使我们没有通过画面联想起江南风光，园林审美作为一种屹立几百年的视觉风格，放到电影里一定是经得起我们的挑剔眼光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北京就换了方形画幅？

方形画幅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北京的秩序，严谨，规则（想想那些方方正正的会议室，整齐划一的倒茶场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代表北京的颜色是红色（李雪莲进京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大红灯笼）。而江南的绿色是由三原色里的黄和蓝组成的，唯独没有三原色里的最后一种颜色，红色。一旦有红色进入圆形的画面，会瞬间破坏我们刚才脑海中的意象，变成不和谐的元素。
 
以上就是圆形画幅被拍的这么美的秘密。它对叙事也有所影响，在圆形画幅下，几乎没有人脸特写。一旦出现人脸特写，整个画面将全是脸，因为留白太小了。所以整个电影全部戏剧情节都以半身和全身的方式来呈现人物。

有没有再一次觉得眼熟呢？
 

这是一种小人书的呈现方法。与日本漫画讲究分镜不同的是，中国的小人书几乎都是大平面式的呈现。为什么呢？因为小人书不依靠画面的震撼和角度的拟真，靠的是故事本身的起伏和张力。看过的人可能有印象，小人书每翻一页，故事情节就会有一个波动。所以小人书总是让我们觉得故事回味深远，而不会像漫画一样，对某一页的人物特写或者狂拽炫酷的场面念念不忘。
 
而又因为小人书故事情节的波动特点，它们总是会选择《三言二拍》这种甚至带着强烈荒唐狗血色彩的故事。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特点是什么？荒诞。是不是还挺搭的。
半身和全身的画面风格不善于表达人物情绪，但善于表达戏剧冲突。当只有李雪莲一个人侧面在画面里的时候，她看起来总是在走向一个远方我们看不见的目标，这就突出了她的奔波，她的追求。

比如这样，

而她和其他人一起站在狭窄的圆框里，则一种天然的对峙，对抗的感觉，仿佛两方代表着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即使不看台词，看站位，也能感受到人物关系和剧情张力。比如这样（实在是豆瓣剧照没图了），
 

最后，远景还有一个重要作用，突出轮廓，弱化五官，凸现人物。
 
范冰冰没有使用特效化妆，所以肤色虽然变了，但五官没变，即使淡妆之下还是精致艳丽的。圆形画幅会更多地使用远景，这样突出她的轮廓而不是她的五官。轮廓可以通过发型，服装的变化很容易的改变，突出容易改变的轮廓，模糊不容易改变的五官，显然这种摄影风格对帮助观众入戏很有帮助。
 
看这张图，即使都遮住脸，模糊衣服，后面那位一定是美女，因为她舒展的动作，飘散的发丝，玲珑的曲线，柔软材质的衣料，都在你的脑海中提醒你，这是美女。前面那位一定是农村妇女，因为她拘谨的坐姿，粗糙的线条，劳动人民才有的袖套和雨靴，也在脑海中暗示你。这就是轮廓的力量。
 
对于官员群像的表现也是一样。影片中出现了十几个官员，但即使你把官员们的轮廓全部刷黑，你也知道这是个官。为什么呢？他们的衣服。剧中所有的官员打扮都是一个风格，仿佛一种新式官府，长大衣，材质偏硬的领子，全身藏青色或者黑色，发型都是一丝不苟的保守梳法。这是官员们的轮廓。通过远景的方法，突出了他们的轮廓，强调了他们的共性，而弱化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长相。减少了我们对十几个角色的记忆负担，也暗示了一件事“他们都是一样的”。
 
圆形画幅只是个是噱头吗？远远不是。无论是美学还是叙事上，它都是为电影服务的。
 
（二）
 
再来谈剧情。看电影的过程中，每隔十分钟我都要在心里数一下，这到底是讲官场政治多一些，还是女性权益多一些。最后发现，其实这两者讲的还是同一件事，尊严和平等，不分男性女性。
 
范冰冰演的李雪莲，她到底在纠结什么？她有什么理是过不去的？她一个法律上明明理亏的人，凭什么靠着一股小强一般的韧劲，突破正常的制度，用拦路高官的野蛮方式，一告十年？
 
首先，李雪莲当然是个法盲，她身上体现的是没有受过充分法律教育的农村妇女身上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程序上离了就是真离了，不存在假离婚。她是完全理亏的。
我相信她在这十年的过程里，一定已经渐渐意识到了，她在法律上是告不赢的，而且她告了十年的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
 
那她为什么还要告？她在争什么理？
 
找人帮忙杀人也好，反复告官也好，她要的是一个感情上的支持和肯定。感情上她是站理的，所有没有在感情上支持她的人，一起杀，一起告。
 
她争的是一个感情上的理，不是法律上的理。她要争的不是法律上自然人的权利，她要争的是身为一个女人在感情上的平等和自尊。她要争的是，她要让所有人达到一个共识，秦玉河对她是感情上的背叛和欺骗，骗她离了这个婚，秦玉河伤害了她，是个禽兽！

甚至到了后来，秦玉河说她贞操有问题，是潘金莲。这事传遍了全县，李雪莲要争“我不是潘金莲”。当时围观的大叔不想管家务事，息事宁人地说：“雪莲，你走吧，这事说不清楚。”
 
怎么就说不清楚了？！事实摆在眼前，婚前有性行为和婚后通奸谋杀亲夫，完全不一样好吗？！“我不是潘金莲”我就要说清楚！
 
所以纠结在李雪莲内心里的，是女性的感情和尊严，纯感性的东西。而我们看看她从男性世界获得的反馈。
 
     李雪莲为了出气，找弟弟和屠夫帮她杀人。整个谈话的实质是，交易。屠夫与李雪莲睡一晚去杀人是否划算，李雪莲帮弟弟买车，为报恩去杀人是否划算。
     李雪莲为了讨公道，一路告官，告到北京去。甚至把所有的官员都撤了一遍。但她还是不解气，“我不是潘金莲”这件事，依然没人帮她还一个公道。
     李雪莲不想告了，说牛帮她想通了。县长不相信，逼她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书进一步挑战了她的尊严，“我写了保证书，不就说明我过去十年是没有道理的？”
     李雪莲和赵大头产生了感情。赵大头用强迫的，毫无尊重的方式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好在李雪莲对他有感情，就要放弃告状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交易。赵大头也欺骗了她的感情，她的真心和尊严。
     最后，前夫秦玉河死了。她的精神支柱塌了，她要自杀。护林员告诉她，“你去对面那片树林自杀，他们护林员是我的死对头。”天啊！还有人想要利用她的死！
 
难怪李雪莲告了十年也不解气！真的是她无理取闹吗？不，她要的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的理解和尊严。而整个男性世界，要么骂她，要么烦她，要么怕她，要么利用她，但没有一个人给她平等的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人去关心她法律以外，道德以内受到的背叛和迫害。

要么像屠户和赵大头那样，只认同她的肉体价值，要么像县长市长那样，只是把她视为一个“农村妇女”，一个拖延了十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用居高临下的，线性理性的，知识分子文人式的思维，去看待李雪莲的问题。所以李雪莲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离婚证盖了章，清清楚楚。至于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他们真的没有人在乎的，只要李雪莲不要再去告状，才是最好。
 
看似李雪莲要挑战的是官员，不，她要挑战的是整个男性世界看待她的方式。

她始终没有得到，所以她纠缠了十年。即使牛都劝得动她别告了，男人劝不动她。

谁能给李雪莲一个救赎？我觉得大概是柏万青阿姨吧。
 
男性那边的情况也一样啊。故事里的男性也面临同性间的平等和尊严问题。
整个社会，机关里，企业里，上级对下级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呢？李雪莲的事情，终究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而且判决都是对的，可就因为她告到了首长那里，从市长到县长到法院院长，被不分青红皂白换了个遍。他们作为一个员工，真实的政绩呢？是不是缺乏了一点尊重。

下级对上级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首长明明说，我是来听的，我不想发表讲话，结果还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下级拱着讲了套话，首长这个时候也是别扭的。一屋子人还拿出笔认认真真记录着。每次画面中出现两个以上男人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能让你看出谁是领导。前一秒钟趾高气扬，下一秒钟点头哈腰。这可能是下级对上级的讨好，但也算不得尊重。
 
故事的结尾特别精彩。
市长对县长说，我们要体会到老百姓的问题，去帮他们真实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想着抱住自己头顶的乌纱。帮助李雪莲的要义，是不要再把她当做一个“农村妇女”，平等对待她，理解她在感情上需要尊重和支持的需求。

最后尾声的时候，已经脱下官服，穿了普通POLO衫的前县长，和李雪莲在北京相遇了。前县长不再急着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他们像老友一样，坐在桌子的两侧，李雪莲终于把全篇都没有人能撬开嘴的秘密和盘托出。

千帆过尽，平等和理解终于发生了。一个紧紧闭合又坚硬无比的贝壳打开了。
这是整个电影的魔力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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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同表演是电影的短板，整个电影的表演是精彩的。

通过远景的方法，所有的官员都是去个性化的，区分度反而不高，这是导演的刻意为之。大鹏和张译比较出彩。大鹏领到了一个全篇最搞笑的桥段，而张译饰演的投机主义者贾聪明，区分度最高，急于领功的样子也是惟妙惟肖。

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对得起自己演员的称号，但是离一名杰出的演员还有距离。
李雪莲好演吗？我觉得难度非常高。一个女人如果不够美，不可能被叫成潘金莲。可是只要稍微把李雪莲往美了打扮，观众又会倒吸一口冷气“啊！这不是范冰冰吗？”范冰冰不用演，大家都会觉得她是潘金莲，可是冯小刚就是要让一个最像潘金莲的人张口说出“我不是潘金莲”。我觉得这是他选范冰冰的最大用意。

不是说冯小刚要挑战自己，而是这个选择是最契合影片主旨的。一位李雪莲，即使是艳丽如范冰冰，只要她公道在理，没有婚后通奸，谋杀亲夫，她就不该被泼脏水，大家就都欠她一句“你不是潘金莲”。

范冰冰的完成度实际上是很高的，尤其是第一次拦车，边说边有泪珠直接滴落下来，以及发现赵大头利用她，第二次遭遇情感背叛两场戏很出彩，她在戏剧的关键时点上功课是交足的。她的问题在于表情的细微控制能力上，自信满满的女明星和苦大仇深不被理解的农村妇女是有差别的。有一些特写镜头里感觉她确实注意到了，但她没有全篇hold住这个状态。还要继续努力。
 
夸了一大通，讲一句bug到底在哪。整个电影视觉，剧情，表演都没问题，可是差了一点，就是刻意感重了。李雪莲需要感情上的理解和支持，可是通篇怎么只有她一个女性？（除了大鹏一言不发的妻子）女性是在这个故事里最能够理解李雪莲处境的人，可是李雪莲没有闺蜜，没有父母，没有女性亲属（居然所有的亲戚都是男的），官员队伍里也一样，一些大场面里能看出，是有女性官员的，但李雪莲同学一位女领导也没有遇上。一群直男，为了解决她的心结，傻傻地猜啊猜啊，就是猜不到。

快来一位柏万青阿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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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0 更新

影评发出去是不爱打补丁的，可是看到过了一年最高票还是这是法盲的闹剧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再补一段。

这部电影是不是法盲的闹剧？
很大程度是上，是的。但这却反而是《我不是潘金莲》好电影的重要原因。
首先，只要法院没有改判李雪莲赢，电影的三观就没问题。

百度百科里法律的定义是：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指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就是政党，包括国王、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

所以法律是一个维护秩序的工具，只是被赋予了权威的工具而已。它的核心目的是有效率的决断是非，所以法律一开始就是效率的，而不是完美的。否则法律也不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改。

法律的不完美体现在：情，理，法，这三件事情，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重合的，但有些角落并不能完全地覆盖。有些情况，占情不占法，还有些情况，占法不占理。
举个例子：富人请税务师帮自己做税务规划，结果合法避了很多税，甚至可能比穷人交的税还少。
这合法吗？当然合法。但合理吗？赚得多的富人，交的税比穷人少？不合理。赚得多的人应该多缴税。

世间的故事这么纷繁复杂，我们需要有一个万花眼去看待。《今日说法》是法律的角度。而文艺电影并不是普法节目，应该是承担更多感情和人性的角度。李雪莲的前夫，恰如那个合法避税的“富人”，他利用了法律的规则，完成了对李雪莲的一次全身而退的背叛。难道就因为他的手段更漂亮，我们就要否认他背叛的实质，不能给李雪莲以同情，不能否定前夫对她的污蔑，肯定她身负的冤屈吗？

如果用今日说法的标准要求一部文艺片，这世间所有的热血都会像规则一样冰冷死板。
《今日说法》的责任是普法，它讲法律。文艺电影给复杂扭曲处的情理一点光，它讲人性。各司其职而已。


凭什么被撤职的官员们这么冤枉？

电影里的官员确实冤枉。但追究李雪莲就找错根源了。
官员的冤屈却不是李雪莲造成的。李雪莲一个农妇，哪来的法力把一串官员拉下马。
到底是谁害得官员们被撤职？
李雪莲告自己的状，稍微仔细听她故事，就知道法院判得对。
那么压根没有仔细调查案件，凭借农妇一面之词，就大发雷霆的谁？
因为上级大发雷霆，就完全罔顾事实和下属真实政绩，撤了一串乌纱帽的是谁？

电影里已经告诉你了呀。官员们的冤屈不在李雪莲，而在这里。
事实上，这才是整个荒诞的故事真正荒诞起来的原因。


秦玉河老婆的抑郁症？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有趣。
秦玉河在李雪莲怀孕期间和现任妻子结婚了。感情上现任妻子是小三无疑。小三把原配折腾流产，原配把小三折腾抑郁，这算天道好轮回。
另一个角度来说，李雪莲遭受了感情的背叛，最后却把另一个女人弄到抑郁，而这段感情里最大的恶人秦玉河受到的道德和舆论攻击最小，这值得一声叹息。

（文/杨时旸）
    原本，《我不是潘金莲》属于北方的粗粝和尘土，一个哀怨又执拗的农妇，穿越一道道人墙，耗尽时光奔赴她心中认定的真理。在电影的呈现中，冯小刚做了一次大胆的挪移。他把平铺直叙的北方变成了幽深婉转的江南。看起来，这种转化更多的是出于视觉上的考量，但最终，这个故事的内逻辑和发生的外部环境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隐喻又印证着彼此。
    潮湿的空气、拱桥与奇石，成为了电影中那些人物心理景观的外显，微妙的官僚系统，就如同那些幽秘的曲径，被长久的时间塑造成复杂的结构。那个孤独、执着、单纯甚至有些愚蠢的女人，被置于其间，形成了一幅残忍山水画。远观柔媚安逸，近看冰冷绝望。
    《我不是潘金莲》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故事”——它只会发生在中国，就如同冯小刚所说，“既不可能出现在美国，又不可能发生在朝鲜”——这种故事的背景必须处于某种剧烈又独特的转型期，有些东西已经松弛自由，而有些东西仍然冥顽不化，这二者之间的拉扯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力道，进而塑造出了独特的人格、内心、语言、关系以及那些令人不可思议却又无比真切的故事。通常，这一切最终被归纳为荒诞。这类中国式故事梦幻又写实，迂回、曲折却也粗蛮，一秒钟之前令人啼笑皆非，一秒钟之后让人万念俱灰。任何经验与总结，在它面前都迅速失效。
     客观地讲，刘震云的这部长篇小说并不太适合用影像的方式加以呈现。它有着漫长的序言和短暂的正文，显然，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野心，他用一种不激烈、不批判、不俯视甚至不悲悯的态度呈现了一桩悲剧，语调悠缓、松弛，掺杂着戏谑，它达成了刘震云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这一地悲剧掰开揉碎了都是一地喜剧”他曾这样说，这句话反过来依然成立，他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原作中还原了悲喜交加的生活本相。冯小刚的影像化改编，必须付出裁剪掉大量起承转合作为代价，那些幽暗的心理动机都被粗暴地省略，只剩下最终的决定和结果。所以，冯小刚加入了画外音，想由此部分找补回话本式的舒缓节奏，这是他的又一桩用心的心思。
    “上访”是中国式的“在路上”题材。誓不回头地奔赴一个可能空幻的终点，一路上历尽磨难，看透人心，也拷问自我。这或许是这个电影类型最旁逸斜出的分支，却也是读懂中国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无论从外部呈现形式还是内容题材上看，《我不是潘金莲》都是一部和这个电影盛世格格不入的作品，可以看做是冯小刚多年来与票房、资本、广告植入以及观众趣味迎合纠结之后的一次不吐不快。如果说，之前的冯小刚是服务型导演，这一次的冯小刚则更偏重于表达。某种程度上说，这更像是对他做导演之初那些被幽禁或者被忽略的作品的一次呼应。在之前的那些用来仅供消费的“行活儿”里，他谨小慎微、妥协又逢迎，但在这部作品中，有时尖锐得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的尖锐并非亮出刀尖和利刃，而是笑着掀起对手的某些常年的伪装，向人们轻轻地抖落，那些不便言说的真相，那些幽暗明灭的心思都大白天下。
    当更多的电影人愿意拍摄流光溢彩，冯小刚赌气一般地把自己扔向了另一端的灰霾。这部电影沉重又危险。更重要的是，它呈现的还并非中国地下纪录片中的脏乱差与表面化的残酷景象。这个故事描摹了一种封闭的死循环，建立在浮华又兴旺的经济美景之上，一种被虚伪滋养起的、每个人都参与构建的茁壮生态，但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生态的殉难者，“死”得不明就里。
    为应对这个沉重的题材，冯小刚选择了微妙的呈现方式——圆形构图以及江南风光。大银幕上的那个圆圈其实是对中国主流观众的一种冒犯。这是一个把方画幅尽量扩大的巨幕时代，一个不是3D都不好意思投进院线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的反叛立场被普遍地理解为故弄玄虚，乃至于在拍摄之初，他就需要不停地向各方合作者进行解释，最终以激烈争吵和坚持己见告终，但实际上，从结果来看，这种构图模式和他所讲述的故事确实相得益彰——和事件本身的意味相得益彰，和他与刘震云不急不缓又调侃嘲讽的讲述口吻相得益彰。
    圆形构图和江南蜿蜒的树枝、拱桥和奇石，构成了标准的中国画形态，这些宋元古画的构图几乎在明确地向观众不停地提点“这故事只会属于中国”，这是一种外部形式上的强调。更重要的是，这种古画形态让观众达成了一种旁观和审视的视角，它像慢慢展开一幅手卷，人们俯身就投入其中，起身也就抽离事外。它婉约、隐匿、蜿蜒、从不直接了当，这个圆圈可以把残酷的现实小品化、品读化，范冰冰和大头躺在床上，它变成了春宫；当张嘉译出演的新领导和下属站在桥边煞有介事地分析形势时，又变成了反讽。当一切真实被圆形框定之后，真实也就变得暧昧起来。不知道这与冯小刚的爱好是否有关，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对他产生了构图上的灵感激发，你去观看的时候，总会发现诸如艺术家周春芽之类的作品的影子，影影焯焯地反射在其中。
    除了这种精神意趣上的原因，圆形画幅显然还为了聚焦，这种构图粗暴地框定了观看者的视野，这成为了又一重隐喻，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视野里的东西，在自己看到的事物和逻辑里打转，与他人的经验和视角无法联通共享，人们彼此间由此陷入死结。
    画幅第一次变回方形，是从李雪莲首次进京开始的。车出了隧道，圆圈就随着天光大亮变得有棱有角，江南的阴柔变成了北京的方正，格局和人数就变大变多了。大型的会议，多重的领导，复杂的关系，方画幅的北京显然比圆画幅的江南复杂、坚硬又现实，它适合另一套凌厉又明确的硬逻辑，江南那里互相太极推手，来到这里都变成了硬碰硬，比如，没有身份证的坚决抵挡在城外，有了问题，一连串的人就突然都没了工作。如此而已，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部电影从一降生，尺度就成为了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并非因为它有怎样的从外部发出的抨击，反而是熟稔地从内部加以呈现和开掘，比如，极少有电影用如此郑重地方式重现中国大会的会场、秩序和生态，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国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情景，鱼贯而入的和尚与道士，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那些在头顶拍掌又双手缓缓向下压的首长，这是冯小刚作为委员多年来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不知道他在心里深藏的镜头中私下演练过多少次，这一次才得以如此流畅地呈现。在中国，有一些场景是具备视觉垄断性的，大会的会场算是一个。冯小刚的这次操练是戏剧化的重现，但正是这种郑重的排演和虚构的重述才让一切更具备力量。以往，人们看到的这种场面都是固定的视角和机位，显示庄严和整齐划一，表达信念与团结一致，但冯小刚用虚构的故事，切近了这种庄严场面的后台，让人产生了一种窥探最核心私密的复杂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呈现这一且不是为了八卦，而是为了一探究竟，探究更靠近顶端的那一层所思、所想、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比任何地下电影都来得更加猛烈。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多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东西——比如，高高的灰墙之外排着长队要说法的人们，还有时刻想把他们送回故乡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着焦急、困惑和愤懑的表情，在冬日北京的雾霾中彼此对视，他们到底被什么力量塑造成敌对的双方，从此势不两立？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隐秘的影像中偷窥这一切，而这一次，它终于可以被大张旗鼓地敞视。
    冯小刚更广受欢迎的前作都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东西，虽然也憋着一股讽刺的坏水，但说到底仍然是消费主义的欢笑，通常目的明确，一切到欢乐为止，最好还有个温暖的结局，但《我不是潘金莲》不同，相比于以往的冯小刚，它并不密集的笑点背后都是黑灰色的人性坑洼。
    所以，它点破了很多事，很多不便言明的事，比如官场的两套语言系统，一套用于场面，一套用于操作。两套语言各司其职，通常配合紧密又顺畅。但李雪莲的较真却从这两层心照不宣的系统中穿过，说到底，她的问题，必须要言行和一才能解决，而那些长久沉溺于两套话语体系的人已经把那种虚伪内化了，他们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也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漏。他们弥补、糊弄、和稀泥的过程当中，说着场面话，做着场面事，尽了全力，但就是无法深入核心。所有人都制造问题，所有人又都被蒙在鼓里，最终所有人本身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成为彼此的麻烦。他们在表象上无谓的打转，与根源离题万里。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一部院线电影能够如此清晰又锐利地划破这层现实的帷幕。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间烟火升腾的故事中，却也能够始终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反抗，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旁观。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几乎是整部戏唯一的女性，领导是男性，法官是男性，连最后李雪莲寻死时劝诫她的人也是男性。这个为自己要说法的女人，成为了一个被雄性动物环伺又围猎的对象，她是个外来者、闯入者，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所以她成为了戏剧化的引信，正是这个突然介入的、与众不同的“弱者”让整个“强者”系统陷入了迷惑和慌乱。
某种程度上说，这算是冯小刚和刘震云合作史上的一次回归，对接和回应着《一地鸡毛》之类的中国式故事。很多人走向商业成功之后，都会变得愈发远离最初的起点，其实，在众多导演之中，冯小刚是最早“下海”的一个，当更多的人都秉持着导演的表达欲时，他主动成为了服务商，而当大多数人都向市场跪拜的时候，他又突然转身上岸。这个时代，有人选择腾挪，有人选择闪躲，冯小刚选择穿墙而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很多同行都可爱。
（本文首发《新京报》书评周刊）

这是一部令人尴尬十足的电影，就像男人得了阳痿，女人得了痔疮前去医院就诊，恰巧主治医生还是高中异性同学。第一时间观影后不知该笑，还是该哭，即让人说不出它的好处来，也让人说不出它的坏处来。但是走出影院呼吸了一口午夜北京的雾霾空气后，顿时感觉茅塞顿开，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吃鸡肋感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好在冯导在影片未上映时说过：如果影片不好，请大家随便骂。


好吧，看来今天二岩要说，对不起，冯导！这次你真的要挨骂了。


首先来讲这是一部还未上映就遭遇各种恶俗、下流、低级炒作的电影。先是影片跳档炒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最早电影的宣传海报早在9月初就下发到各个一线城市的公交站点。在第一时间二岩特意留意关注了一下，《我不是潘金莲》的宣传海报上没有明确写上映日期，而是写了“坐等上映”四个大字。一般来讲，绝大部分的电影在宣传上都会写上映日期，而这部影片完全是先卖个关子炒作一下。果然等海外宣传到位，拿个二流的某国际奖，再回头让媒体炒作影片原本定在9月30日又向后延期了，理由坊间最多的传闻是审查没有通过。不得不说制片方与发行方是绞尽脑汁地宣传影片，后来再加上范冰冰的去某大学参加活动被赶走的恶俗炒作又赚足了大家的眼球。作为商业片这部影片未在国内上映单看宣传上它已经成功了一半，值得那些想挣大钱的商业片学习一下。但冯导和刘编剧自我标榜影片是艺术片实在是有点勉强，作为艺术片影片又显得高逼格浮夸起来，所以严肃地讨论本片定位，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商业片。


客观来讲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可圈可点，有惊艳的地方，也有平庸的地方。假如说这不是冯导的作品，而是一位中国第六代甚至更为年轻导演的作品，那么这绝对是至高无上的精品佳作。可偏偏这是冯小刚导演的作品，所以综合考虑评分上也就6分左右，不会也不可能再多了。就好像是你一位堂堂的博士生参加了一次高考，得了个全市第一，这并不光彩，也不值得推崇与夸赞的。


其次从主演上来看全片基本上都是重量级演员，唯独主演却是位毫无演技的花瓶，二岩不明白一向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注重严格与细节的冯导演为什么会选择范冰冰作为主演，而原著小说里描写李雪莲这个人物曾提了一句“眼睛大”符合外，别的都沾不上边。


整部影片除了范冰冰其他的衬角都发挥了不错的演员水准，而大鹏饰演的审判员王公道绝对可以点赞的，其他人更不用提了。作为山东老乡二岩绝不想着贬低范冰冰，但她真的是毫无演技可言，在影片中她站在那里，无论是二十岁还是四十岁，都是一个呆板刻薄的样子，当然了除了肤色稍点变化。同对比一下其他女演员，饰演农村妇女形象最成功的当属《秋菊打官司》里的巩俐，在片中秋菊一句话不说，站在那里就浑身是戏。同样赵微在《亲爱的》里面演技得到了爆发，在里面我们能看到赵微的眼神十分的投入，那种对孩子依依不舍的离别与爱恋，可曾是一位当过母亲感同身受的。而范冰冰在电影里有两个细节就表现得不够明确与自信。二十年后，也就是已经四十多岁了，在农村四十多岁的妇女身子可是完全走了形，平时走路的姿态一定是双腿不再并拢，甚至站立也会一脚深一脚浅。而不是脸蛋弄几处褶子，服装穿成宽松旧色就是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了。关于这一点她可以认真学习下《金婚》里面二十集后蒋雯丽的表演。


另外在影片中范冰冰所呈现的李雪莲这个角色几乎都在神游状态，肢体动作笨拙，眼神迷离飘忽，愣是把一位固执己见的妇女演成了精神病者。对白一口生硬的河北话首先让人想到这是外来的媳妇熬成了婆，虽然形象融入了，但是语言仍是半生半熟，有点弄巧成拙。不过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那次仅有几秒钟的床戏她才算找对了路数。


一位成功成熟的演员，扎实的演技是生活经验的积累与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有关系，不是靠着一张满天广告的脸蛋与到处蹭红地毯就把角色给撑起来。如果这次有，也仅仅是个农村妇女的骨架，完成没有乡村气息的血肉与灵魂。


再来说说剧本的问题，刘振云的原著小说很值得阅读，把读者带入感强，语言亲民化。但是把小说改编成立体的影像就有点困难，而且有些作品注定就不适合拍成电影。《我是刘跃进》与《一句顶一万句》就是这样的作品，小说的语言都很棒，但是拍成电影真的很烂，如果拍成小场合的话剧会比较合适。这也许就是小说与电影的区别，小说可以有千万种让读者去想象思考，但是电影的表现形式是单一固定的，导演和编剧稍有点不慎就会马失前蹄。而冯小刚与刘振云便犯了个不可避免的错误，两人都把自己最不拿手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刘振云在原小说中注重表现的是黑色幽默，而在电影中只能用几句台词来展现，相反冯小刚擅长得是贫嘴幽默，而在影片中这种对白几乎成了智障般的思想交流。


不得不说王朔的小市民剧本更适合冯导，至于农村题材真有点文人耍刀，贻笑大方。


关于影片的表现形式上只能用讥讽来形容了，自以为聪明牛逼的冯导用独特的圆角来全程跟拍，本来想让整体观众有种偷窥感，但这种拍摄手法却开了一个不好的头。电影的拍摄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但是后期处理成这样，完全不顾观众的观影感受。圆形遮罩画面，而‘圆’会让人感觉和现实有一定距离。冯小刚之前坦承自己决定拍圆是受到加拿大导演哈维尔多兰的启发：“我看了他拍的《妈咪》，他已经把电影拍成了方的，所以我不能拍方的。我就想他拍方的，那我会有垃圾跟风导演拍圆的，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就觉得好玩、想干点出格的事。”中国人最喜欢模仿，这并不是创新，过后估计肯定又会有不计其数的国产怪异奇特的几何图形视角出来，方的圆的勉强能接受，来个梯形，棱形，三角形，五角形等。总之导演们都有理由，岁数大了，想尝试点别的。冯导，你作为导演舒服了，但是观众呢，可否考虑到观众的感觉，而且是在中国特色的3D大荧幕下。就好像我们出钱去找小姐，小姐光顾着自己舒服了，我们倒难受的不行，最后还没有职业道德地催促我们快点，出门别忘给个好评。


电影镜头无论是方圆最终都成为不了主流，只能兴起一时的话题，但是过后人们谈论最多的也只是这部电影是方的或者是圆的，至于电影本身讲得是什么，我想大多人会忘记。所以这种耍小聪明的技巧还是不要为好，把心思放在质量上面比什么强，请让电影回归电影，让观众回归正常。


关于影片内涵还未公映时就有人吹嘘说影片是“镜花水月”的荒诞寓言，笑声中带出泪。现在想想真不知道他说这话时是否摸了摸自己的良心，冯氏喜剧真的是这样吗？笑完之后我们该记住什么？该遗忘什么？影片虽然有豪华的演出阵容，情色幽默的基调却统统成为了批判路上的炮灰。关于上访的政治敏感题材决定了思想内涵和批判现实精神，这不是一部现代官场现形录，主题通过黑色幽默偏离了主线成为了一部刁民上访实录。


本人觉得这部电影一点也不好笑，他把本该严肃与沉重的农村悲剧题材无限地缩小，以至于让观众只记得了范冰冰的容颜，忽略掉了本身的批判。关于中国某类特殊群体我们能在现实生活中，小说中，电影中感受到三种共识的思想境界，一种是现实中我们对待李雪莲这类上访人是不会同情的，甚至都会说给她戴上神精病的帽子，我们绝不会接受这类人。第二种是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加以艺术化处理，让主角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我们稍稍能接受了，仅仅是对小说对官僚化的嘲笑多了点笑料而已。第三种是电影立体化处理，把李雪莲这个人物实实在在地放在了我们面前，而事件与过程还是一个样子，但是却是冷幽默十足了，配角全成了亮点，主角削弱了。在这一层面上使观众完全接受了这个人物与事实。其实本质上是骗了广大观众，那些所谓的“悲情”与“不幸”在现实中我们已是鄙夷不屑的。而中国大陆的第六代导演依然有这样的通病，目光触及底层，并不是关心与关注，注重了作品的艺术性，而忽略了现实，但这样的中国农村题材很容易在国际拿个奖项。估计这一点冯导应该有点私心，拍了这些年电影，国外的正儿八经的奖基本上没拿过。


这次冯导马失前蹄归其原因无怪乎是碰了不该碰的题材，用了不该用的主演，犯了第五代导演一部不如一部的通病。冯小刚代表了小市民与中产阶层，周星驰则是小人物，乡村喜剧荒诞题材拍摄最好的电影当属《树先生》，因为它通过小人物的在夹缝中求生存，更是反映了赤裸裸的现实与血淋淋的无奈。论其黑色幽默不如《我不是王毛》好看。


很多吃瓜群众说这已是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底线了，但事实上冯导只是触及了原著小说的五分之一。如果冯导真想为了电影艺术和自己的梦想，不仿学习一下蒌烨、贾樟柯、李玉等人，老子拍完片完全没有把大陆审查制度放在眼里，直接奔走国际舞台，谁也别想阉割我思想的彻底表达。不过有生之年胆小怕事的冯导怕是达不到那个高度了。


最后还是奉劝冯导一句，还是把精力放在你的都市轻喜剧的一亩三分地上吧，别努力证明自己有多努力，也别以为在国外拿了些不入流的电影奖，就感觉自己走向国际了，十万八千里的欧洲三大奖之路你才刚刚迈出半步，死了这条心吧。


当然了，在今年的国产整体烂片中，本片应该是毫无疑问地会进入十佳电影里面。由次可见今年其他几百部国产片都烂到什么程度了。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a0f30102wuaf.html

冯小刚的电影，常常像是为了捡拾那些被鲜肉偶像挤出荧屏、窝在北京胡同里的老牌演员，号召而起的一次用实力说话的集体亮相。《我不是潘金莲》有着非常出色的群戏，串联了众多男性角色，像张嘉译、张译这样演员的存在，总是无形给人很踏实的感觉，至于范冰冰饰演的女主角，他们是把这朵花衬托的更夺目了，还是衬下去了，去看电影吧。

今年电影市场泡沫的破碎趋势，其实给很多电影从业人员敲了警钟，比如演员，演员本就该试着去驾驭不同类型、挑战自己的角色，若无视戏路越来越窄的危险，或者顾虑形象将自己留在舒适区，演艺生涯就会变的前途未卜，很多合适的角色也就擦肩错过了。学不会再深入不同的人物状态，拿出使人信服的演技。在翻云覆雨的电影界，这决定着他们演员道路能走多远。这话倒不仅适用于演员。

大众对于范冰冰的印象多半停留在一个时常红毯亮相、拍光鲜亮丽时尚大片的范冰冰，她在荧幕中塑造的种种角色并不讨彩，因为那是一个个空洞的花瓶角色，中国电影长期的浮夸、虚假，本能而怯懦地回避、冷落人们真实生活的所在，从某些意义上说，可坑害了不少纵有抱负理想的演员，悄无声息地榨干了他们身上的朴实、演才，让他们变成了不沾一丁点土的“豆芽菜”。我想看过《苹果》、《观音山》的人，自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范冰冰愿意接拍这部电影，在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游走盘旋，勇气胆识值得称赞。其情形一如冯小刚在《老炮儿》中，在一群不遵循道义、行事风风火火的小鲜肉里争一口江湖老气。

在《我不是潘金莲》之前，范冰冰与冯小刚也合作过刘震云编剧的《手机》，影片中范冰冰饰演的出版社编辑，是葛优角色严守一的秘密情人。她的艳俗放浪，连番的电话勾搭，导致最后严守一家庭破裂，与新的爱人也催生出信任危机。所以偶然听到走进影院的观众把《我不是潘金莲》，大都简称为“潘金莲”，不禁觉得好笑，冯小刚导演与范冰冰合作两次，拍的她竟然都是“潘金莲”。

这部政治尺度很惊人的电影能够顺利拍摄发行，更多得益于编剧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的圆滑机智，刘震云的小说语言非常独特，唠家常似的几句话就能准确勾勒一个人物。他有把一个荒唐无稽的事情讲到最后使读者信以为真的天赋。兴许在这里刘震云得到了他的律师老婆帮助，《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内核不是一个展露出尖锐对抗姿态的伸冤案例，而是刻画一个“李雪莲”这样的“固执”农妇，为一件“家务事”、为了脱掉“潘金莲”的恶名，而近乎荒谬地上访了二十年（电影中缩短了十年），最后以一个意外事故收场。这样巧妙的设定，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出闹剧，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必太当真。但若这个故事随便换个人设，其锋芒力度便会昭然若揭。很多尖锐的东西，目前我们只能以闹剧的形式呈现。以怎样的心态看这部被划入喜剧类型的电影，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比原著小说的百无禁忌、直白凶猛，冯小刚拍的可谓谨慎又匠心独运，短了不少戾气的攻击性，或者是他故意把观众的目光支离散开了。比如在电影中，围绕李雪莲家乡发生的情节，均以圆形画幅呈现。取景地江西婺源，雨雾笼罩、林屋排列、古色建筑等场景，在不占画布一半的圆形中，每一帧都是一幅引人陶醉的山水风景画，极具美感。李雪莲与官员再激烈的冲撞舌战，也很难改变这种淡雅别致景色氤氲出的迷惑性，它像是完成了对敏感地带的消声处理。在北京的上访，冯小刚又用手机屏幕式的立长方形，《新闻联播》般的领导人会议报道，来表现权力中心的规则与凝滞。最后又使用窄宽荧幕做了一个伏笔的收尾，想想都大有门道。构图，暖寒的色调运用，也可玩味有趣。

但比起老谋子那部题材相似的《秋菊打官司》，巩俐造型的惊叹世人，土到掉渣。范冰冰的农村妇女造型显得没有那么夸张，棕色长袄搭配斗笠，颇有几份江湖侠气。尤其是许多段李雪莲走在落雨的道路、桥梁间，伴随着密鼓声，我们看不见她的面部表情和眼神，额前几卷长发迎风摇散，沉默坚毅，体内蕴藏着满腔的力量，像身披重担的女豪杰，去揭露挑破大小官员自利贪图的丑陋面目。

自然很多观众会把目光投射到影片“官场”揭露的层面，李雪莲的存在仿佛便是为了勾连并展示各级官员的样貌，来说“天底下乌鸦一般黑”，她本人倒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了。电影的多处段落，也完全没有范冰冰的身影，而是被一些领导人推诿责任的吵骂、遮掩的反思语录替代，李雪莲则一个人走在买凶杀人、拦车和闯大会堂的道路上。雨里来、雾里去，像鬼一样缥缈的范冰冰，在人面前被冻的红扑扑的脸蛋，看久了倒显得天真可爱。个人感觉在这里她的演技还算在线，到电影后半段，局势反转，她不再摇尾求人，再不给任何男人正眼看，也很好表现出了无人理解的孤独，但内心又不渴求这些人怜悯的情绪。

这与原著小说的编排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雪莲的故事被放置在超长的序文里，而一个讽刺上访文化的黑色小幽默确被当作正文。尽管看似许多官员围绕着李雪莲愁的焦头烂额，但李雪莲并不重要，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不然她所执拗的东西，不会拖了数十年无人问津，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给我们留下更深印象的只是官场的变动，一群没有更高精神趣味的中年男人在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中衍生出来的争夺饭碗的勾心斗角的千姿百态。

“官场”一词的说法应该来自民间，或者是群体内的自嘲。它看似与我们十分遥远，但每当我们需要做什么，哪里犯了错误，或者它主动来刁难时，我们的生活就会被完全搅和进官场，目睹其真实一面，并不得不与它处处配合，发挥“忍”术。我们实在受了它太多窝囊气，却还总要高声歌颂。像我的长辈家人，他们对政府服务机关的看法大都是它不会为人们排忧解难，却是带来忧难。李雪莲凭借一己之力，把一层层搞得天翻地覆，市长县长三番五次亲至家门做动员工作，对观众来说，更多是呼出一口恶气，过过干瘾。李雪莲上访换置到现实中，立即就会变的惨不忍睹。官场总是有一面是令人恐惧的东西，一面又是荒诞可笑，刘和冯都取了它荒诞的一面，舍去了那令人恐惧的一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李雪莲风风雨雨的数年，便是“一入官场似海深，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但这话倒不仅仅在说李雪莲，小说中还出现过一个叫董宪法的专委，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太正义，不懂得官场礼仪，职位才一直上不去。当正义变为灰心时，便有些得过且过，深觉得还不如在牲口市场倒腾牲口伢子快活，当自己也因李雪莲被撤职时，他甩下一句“去球”，真去倒腾牲口伢子去了。他很恰当形容出了混官场的这些人的真实心情写照，也难怪电影结尾处，李雪莲偶遇被她撤职的县长，对方也反而觉得自在安然，开始真正理解李雪莲的处境和所求。尽管不快活，官场还是像一个旋转的漩涡，像卡夫卡《城堡》的描述一样，指令经过无数层传递到土地测量员K.身上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在官场里没人能以超脱的姿态观察自己的处境和变迁的环境，他也不得不和城堡里的所有人一样，像个螺丝钉一样，被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去，半辈子也不能从中抽身离开。一路勾心斗角，一路处心积虑。

但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说电影全是围绕着他们的，单独看李雪莲的线，其实也能看出很多典型的中国现实剖面，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剖面。

在得知前夫去世，自己的状再无法告下去的时候，失控的李雪莲蹲倒在菜市场，嚎啕不起。不得不说范冰冰的哭戏还挺能打动人，病后的一段她短发凌乱，脸色烫红的差，进入状态撒开演了，是感受到了李雪莲这一路的遭遇曲折吧。她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果园上吊。后来她却又心态转变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面目，怪诞而又有些灰心地笑起来，不置气了。这时镜头才给了范冰冰演了全片也没求来的面部特写，她在为自己感到可笑。

纵观李雪莲上访之路，她有许多次动摇和不坚定，人情世故的冷淡欺骗和由之而来的失落情绪，几次影响了她的选择，但都没有打倒李雪莲的生活热情。第一次李雪莲静坐市政府被拘留，心身受挫死了心，心想前夫肯承认错误便不再追究，好生过日子。前夫却把她逼进了道德不洁的死角，李雪莲不得不重归上访路。十年后再次死心的李雪莲，听了老牛的意见不上访，问题却又被官员激化，后又中了厨师大头算计她的骗局，怒火再难平歇。

能跟李雪莲说话的这头牛也别具意味，知识分子常说“对牛弹琴”，大概就是他们对待没有文化的人的态度。有多少知识分子，把农村生活的那些女人统称为“农村妇女”，觉得他们丑陋、刁蛮、不讲理，差不多是地球异类。刘震云访谈中说他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无知，他们口口声声在说所关注的乡村议题，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丝毫不重要。他们忽视和没想到的，却是那些人生命的一切。人与人的不理解，或者引申到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之间的不理解，已经畸形扩大到了这种程度。

就好像那些被李雪莲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官员到底也没想清楚李雪莲究竟想要什么：她仅仅是为了脱去“潘金莲”的帽子，还是就是对他们行政无力的报复？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单独剥离出来，事情就会突然变的很好理解。李雪莲与丈夫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假装离婚，怀孕期间，丈夫出轨跟别的女人好上了。无论怎样丈夫在伦理上没有尽到责任，放在人情社会，我们都会站在李雪莲这边，可惜人情规约没有强制力。李雪莲上访其实是走上了一个错误的告状方向，她开始寻求冷冰冰的法律条文的帮助，在法律制度面前，她前夫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但李雪莲如果没有选择上访，情况可能会更加难堪。就像原著小说中，决定不再上访的李雪莲立刻选择了去果园上吊自杀。

中国乡村有着相当高的自杀率，学者吴飞在根据自己多年在河北某县城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本名叫《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人类学书籍，很是精彩。根据大量调查、口述，吴飞认为乡村的自杀行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精神疾病类的自杀，和“受到委屈”而自杀。这些非精神疾病类的乡村的自杀往往是“神圣”的、“取义”的，把他们送上绝路的是“受了委屈”、“自己的正义得到歪曲”、“人格受到了损害”。而自杀，不是示弱，恰恰是一种抗争。是威胁说：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也不软弱，这是追求正义的姿态、也是对他人实施惩罚。

人情的正义并不具备强制力，即便你理解李雪莲，你也只能道德谴责她的前夫；甚至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中，更可能包庇非正义情况，家庭中的任何矛盾也都被视为应该被化解。这时想要伸张正义的人，如果始终不愿意咽下这口气，被逼到边缘地带时，一种选择就是通过自杀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另一种选择就是寻求国家强制力来干扰他的家务事，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依靠。

显然，受到委屈的李雪莲，在各种熟人关系里“正义”无法得到伸张时，便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寻求国家援助。但国家选择的是用消极的手段来应对、积极的手段回避，“家务事”或者说公民的尊严是他们并不想管理的事情。像《我不是潘金莲》最后的定档海报中，圆形红色背景的李雪莲，茫然而没有答案地望着我们。而周围的男人，要么是轻视她，要么是想从她戳开的口子里得到自己的利益。

可以说，李雪莲如果自杀了，便会成为乡村自杀案例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尽管国家有各种理由认为类似的家务事难以清断，但当当事人不得不跳离乡村礼俗，把国家当作最后的正义之地来为自己寻求正义时，逃避绝不是国家应该采取的姿态。就好像李雪莲可以给牛讲明白的事情，如果有任何一个官员不再以“对付”的心态而耐心聆听，并不会一直得不到纾解。

这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以下犯上倒不是说不可以，但你必须能耐小，没什么污点。比如李雪莲，在县政府门口静坐，要越级上访，把有牵连的官兵吓的兵荒马乱。你该说，抓起来不就好了！扔进派出所，随便找个罪名编排一下。问题就坏在李雪莲老实巴交，一个罪名找不到。不然费那么大功夫——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