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

《我是布莱克》这部电影于2015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上映，讲述了一个冷漠的规则之下人性缺失带来的悲凉后果的故事。在我们的想象中，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水平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其覆盖面之广好像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不错的福利，但在这部影片中，洛奇导演用平实与克制的电影拍摄手法塑造了一个坚持尊严、待人和善、吃苦耐劳的老人的形象，也展现了他如何一步一步被所谓的便民利民的福利制度逼入绝境。 影片情节较为清晰，围绕工作与救济两个方面展开。老人布莱克因有心脏病，被医生要求不能工作，所以他选择了救济这条道路，可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救济制度却需要提交申请表格，经历重重关卡才有可能被批准，而当一位好心人出现保证帮他渡过难关时，布莱克却心脏病发离世了。 那作为这部影片背景的英国，其福利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根据英国政府的计划，单身人士每周可领取的救济金最多只有350英镑，而夫妇或是单亲家庭，不管养育多少孩子，每周都只能领取大约500英镑的救济金。政府希望通过改革鼓励更多人选择就业，而不是坐享福利。 英国这项改革可能使大约五万家庭受到影响，这些家庭大约每周平均减少93英镑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推出"卧室税"政策。如果福利房居住者的住宅面积超过所需，他们收到的住房救济金额将被减少。为了继续能够得到失业救济，失业者将面临三种选择，或被安排工作，诸如清扫垃圾;或每天去就业中心寻职;或参加技能培训，例如提高他们的识字水平。按照新规定，失业者必须要留在"帮助工作"的项目中，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那些违反规定的人会失去4个星期的福利。再次违反规定的人会失去3个月的失业救济。 此影片一举夺得金棕榈奖，奖项公布以后，许多人表示对该导演和金棕榈奖失望，而我认为不然。一位好的导演不仅要有展现优秀视听的能力，也要有人文关怀。洛奇导演导演了许多部表现人民疾苦的影片，仅凭他年复一年对主题的坚持就值得观众掌声。影片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对视听语言的展现完美贴合故事的主题与人物性格——镜头仿佛不存在，观众幻化为场景中的一件物品或人物，以旁观同时也融入其中的姿态直视主人公的生活，与他们一起申请表格、排队领取救济、到处找工作、经历大大小小的阻碍却无可奈何······每一处的情感表现都恰到好处，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他们的心理转折。也许，布莱克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拾荒老人，保洁阿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存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我是布莱克》敲响了警钟，尽管钟声响彻金棕榈大奖的舞台，可世界上它的声音仍然太过微弱。“我是布莱克”也可以改成“我们都是布莱克”，老无所依、收入窘迫可以说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现状和未来可能的状况。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巨大，已一只脚迈入老龄化社会，无儿无女，收入微薄的老人不在少数，我想，这是全国人民都需要考虑的问题，社保学生更应该为此难题付出努力。

两种想象情境 如果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的想象相符，那么我们就得有十足的警惕心提防它的虚假；相反，如果这种文化或这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想象中的他者世界有所出入，那么这些描写十分可能就是真切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分别是金基德的《网》和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 在《网》中，金基德虚构了一个因渔船事故被南韩政府抓获的北朝鲜渔民，他被当作间谍囚禁并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电影从始至终所展示的便是作为一个渺小无辜的个体如何在大写的政治环境中被抛卷又生不由己的遭遇。电影的重心是主角关押在南韩的一串经历：如何被审讯，如何被当作实验的对象放置进南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以观察他的行为举动，如何在政治符号与游戏编码中被抛来卷去……这一系列的“记录”反映出的正是观众脑海中对一个在极权社会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公民形象的想象，尤其对在相似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些复杂又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多少已经司空见怪。我们甚至不必看这部电影，也能猜到这个北朝鲜公民在被卷进资本主义的官僚机器时可能折射出的政治语境。但正是因为这种“司空见怪”，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导演金基德构想这部电影时投注的低廉想象与简单动机，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被消费想象，基于我与他者间的简单对立。而这导致了电影本身的虚假与低劣。 而在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中，我们对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的惯常想象则不断遭到背离。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在健全福利制度上生活的英国人会衣食难保（虽然这种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体面的英国女人会在便利店偷窃东西，而且还是偷一些廉价的日常必需品（卫生巾、褪毛剂、除臭剂）（偷窃虽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但可能不会是这些低价的东西）？以上两点如果我们尚能接受，那么对于下面这点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一个英国女人在接济站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一个罐头，并不顾体面地用手掏着吃？如果说上述三点的出乎意料完全建立在观影之前我们固有的简单想象，那么问题在于对英国的所有想象难道不正是建立在各类影像（电影、视频等）、各种光鲜亮丽的景观社会讯息以及作为东方－我之对立的西方－他者吗？所以应该谴责的是不是我们在观看时产生的这类主观印象，正是这些时刻中潜藏着破解我们想象困境的对策，而是从中看出下面这点：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我们的简单想象，我们才更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想象的陷阱。 底层人民能说话？ 大部分人都赞赏肯洛奇在《我是布莱克》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在真切地为底层人民发声；但也有极少一部人（要理解总有人想当对抗多数的“少数”），认为这部电影是“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电影里的“底层人民到底能不能说话？”（借用斯皮瓦克的这句学术名言——“属下能说话吗？”） 自然，任何电影都不可能是底层人民的直接发声。作为大众艺术，电影本身就为此限定了门槛。虽然“大众”看起来让电影很“民主”，但“艺术”确保了“贵族”范畴。对于任何导演而言，无论他当初是否来自于底层，当他完成一部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他就已经不再是在以底层人民的身份发声，而是代其发声。因而，如果说在电影中“底层人民能说话”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些话一定不是底层人民说的，而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既然这些话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这些精英便借此重构了他们的话语权。原本作为一个去话语权的“代话”方式（拍摄），一旦完成便会立即悖谬地再次成为谋取话语权的行为，原因在于真正的底层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缺失。 但电影与真正的学术话语的区别在于，电影是一种虚构。它不是直接地“成为”现实，而是以虚构的方式反映另一维度的真实。而电影的这种“代言”困境之所以显得虚假，原因在于观众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人物在说话。这就为电影中底层人民的发声提供了可能：在电影里，底层人民确实能说话；不同的是他们以虚拟的身份说话。在电影最后，当布莱克在墙上涂鸦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上诉的时候，或凯特在他葬礼上读简历的时候，他“就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类盖棺定论的简单评价，反映出的其实是作为观者的他已经提前同意了人道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全面失效，这既可能出自一个底层人民根深蒂固的仇恨，因为苦难的反复洗礼已经让他可以完全无视中上层社会伸来的任何捐助之首（这些所谓假惺惺的关怀）；这同样也可能出自中上层人民对现实的冷漠态度，毕竟这样的借口有利于他们在不公平的责难中安然脱身。

上午九点的葬礼

看完《我是布莱克》，想到的是马尔克斯的中篇《没有人给他写信上校》。同样两个老人，担忧着面包不足，又坚守着尊严。

然而平面的印刷对我的冲击，小于这picture。《上校》中都是上校妻子扮演着愁苦，上校甚至还是乐天的，面对迟迟未来的救济金，他只是等待着，心思清明。

可是Dan,妻子离去，独自生活。第一次申请津贴，甚至不会用电脑。

看着他一次次地在电脑屏幕前填申请表，又一次次地失败未果。

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却又强硬地拒绝别人保护。甚至保护起了别人，遇见了单身母亲Rachel和她的两个孩子。为她们发声，陪着她们去获得一些低微的生活补助，担心她们的生活，阻拦着Rachel做轻贱自己的事。

I DANIEL BLACK

后来，Rachel的女儿Dasiy送来她们的食物，Rachel陪着Dan去申诉。可是Dan在空荡的房间里不出门。终于，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世界上还有很多穷人。这是看这部电影时的第一念。

以善恶区分，以妍媸区分，都远不如以贫富区分来得那么无助。

哀鸿遍野，卖炭翁，狄更斯的钢笔......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这个世界都存在着这些人群，边缘地，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欧亨利著名的一篇，一个男人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果腹，为了蔽体，为了一片屋顶，费尽心思犯罪，好住进监狱这个有保障的屋子。如果真的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我可能真的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就好像Rachel,知道女儿鞋底脱胶，知道女儿在学校被看低、被嘲笑，而做出一样无可奈何的决定。

难以想象为了生活下去，很多人要经历何种程度的绝望，做出哪些无助的决定。站不到他们的立场，无法体会他们的艰涩。

电影中一个问题阐明现实的真相:

“椰子和鲨鱼，哪个杀的人更多？”

“是椰子。”

世界在向前走，大多数人已经不必担忧地生活着，只用偶尔担心一下鲨鱼，不必为面包发愁。还可以去尝试各种享受，甚至享受着生活。可是，还有人，为了温饱而艰难地寻觅着，可能没有目标地寻觅。真是一个残忍的世界啊，就像我问我自己，要不要尝试这种生活，答案必然是坚定的拒绝。甚至束手无策，只能观望着，像动物园笼外的游客，永远无法体会笼中兽的心情。最可悲的是，我可以看一摞摞的书，关于贫穷；看一部部电影，类似布莱克的生活。却只能了解，难过着，写着一些感受，什么也做不了。

真难过啊，什么都做不了。电影之外的我们，竟然也变成了无助的人，希望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就像希望无法为他们改变什么一样。

2017.02.22 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