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孙中山说：“国家要进步，就要走共和的道路。”杨度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到大清的太平军义和团几千年了，可总有那么一帮人老想着把一个国家推翻了重来，动不动就砸破烂摊子，一言不合就落草为寇，到头来怎么样吗，小孩搭积木，搭了毁，毁了搭。就算搭成了，不过是改朝换代。”孙中山说：“不，不，我搞的革命跟过去的改朝换代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都是推翻一个皇帝又冒出一个新皇帝。我要改变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是改造一个王朝。”杨度说：“谈何容易，你那个共和国蓝图哪儿来的？美国，可人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还是个移民国家，文化是新的，从头开始搞共和没问题。咱们国家成吗，皇权统治了数千年，中国习惯了有个皇上，要想建立宪政国家也得在皇权的地基上打夯。”孙中山说：“这是谁说的，这是不懂得世界之文明，不知道世界之真进步。我就是要挖掉几千年的封建根基”杨度说：“你挖，你挖，累死你。”孙中山说：“杨度我们俩个一起挖”杨度说：“你休想”
从孙中山和杨度这段对话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当然孙中山为了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精神令我们每一个人佩服。但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走共和之路，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讲我是赞同杨度的看法的。从戊戌变法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国土上要建立共和是多么的艰难。在孙中山和杨度的对话里，杨度说的：“你挖，你挖，累死你。”给我印象最深。
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七个字，杨度能说出这七个字就证明杨度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以及对走向共和的艰难比孙中山要深刻得多。杨度他清楚的认识到在中国皇权统治了几千年，中国习惯了有个皇上，他清楚要想建立宪政国家也得在皇权的地基上打夯。由此我也想到我从法国回来写的《从埃菲尔到景山》这篇文章所反映出的，中国的皇帝和法国的皇帝是多么的不同，其实走向共和最大的难点并不是那个皇帝，是杨度所说的“皇权思想”，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满清王朝，可是一直主张立宪的袁世凯他又挡不住“皇权的诱惑”走向了历史的反动。在中国封建集权和专制这种“皇权思想”不但对于当权者有着非常大的诱惑力，而且在普通民众中也总是希望有一个皇帝或者救世主来主宰我们的国家。对于这一点至今都是有着多么大的市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在中国走向共和这条路是多么的艰难。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由此可以看到真正让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感到震撼和耻辱的不是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而是我们的近邻日本的崛起。“甲午战争”后的满清皇朝的慈禧和光绪实事求是分析出是日本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战胜了自己的封建专制制度，应该讲慈禧和光绪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非常的不简单。这部连续剧也就由此展开了“专制”“立宪”和“共和”三股势力相互争斗的大舞台。

“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嗣同

或许“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二句更为世人所熟悉，然而这版本是康有为改的。不错，改后全诗霸气外露，豪迈千云，符合就义之气节。然而原诗叙述口吻更为客观，是时代的缩影，是清末民初“大人物”们的缩影。而《走向共和》将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明争暗战有血有肉的陈列出来，不失为历史普及的好材料。从而使人好好品味那些早已熟知却不甚了解的人物。

康有为：既然从谭嗣同的诗开始，那不妨先看看其师康有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坏他的坟墓，说他是 “古今第一大保皇派”。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呢？仔细了解发现，他当然配不上“古今”二字。然而说他是民国第一大保皇派，却是错不大多的。当年康有为联合张勋拥戴溥仪复辟，连摄政王载丰的积极性都不如他。张勋就更不用说了，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康有为戊戌后流亡海外搞“保皇派”，处处为难孙中山。每天叩拜光绪所赐的衣服，训梁启超忘恩负义。后代历史学家研究他和他的弟子很难，因为他总是隐瞒事实，鼓吹自派学说。但我幼时所知的康有为，是怀着进步思想的，是清朝改革派，是为变法鞠躬尽瘁的伟人。怎么会这样？四个字：其人迂腐。这种迂腐，杨度也有。用袁世凯的评价：康有为书生气过重，过于纸上谈兵，不办实业。说白了，康有为是一个满脑子被君宪理想占据的人，这是他人生的全部。只要有机会，就不会管任何局势，实力，缓急去大刀阔斧的实现理想，是个死脑筋。自觉有理在手，恃才傲物，听不进良言。因此，他的想法虽然是好的，却怎么也不能实现。这不得不说是专制主义的毒害，忠皇之心太过于根深蒂固，科举制度下的书生是改变不了的。

梁启超：那为什么梁启超就改了呢？为什么辛亥革命一成，他就回国赞成共和，不搞君宪了呢？难道他不记得谭嗣同就义前要他坚持这理想了，抑或他的学生徐锡麟转投共和打动他了？不是。用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卓如，你老师不如你睿见，你迟早该自立门户”。这说的意思是，梁启超会顺应时代潮流。康有为参加过3次科举，连末代状元张謇都说南海先生才是真大才。但监考司徐桐认得出康有为的卷子，总以其主张过于狂放为由，不让中举。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得光绪召见，这种知遇之恩从此为康有为悲剧的人生打下基调。但梁启超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康有为的君宪思想，未受科举毒害。以谋求万民幸福为任，对国体的立场并不坚定。他没有和清皇直接接触，所以不会犯历史错误，顺应潮流。袁世凯称帝时想找梁启超做君宪顾问，张勋复辟时想拉拢他，他断然拒绝，正是如此。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李鸿章劝他自立门户确实为后世做了好事的。像后来梁启超组建进步党，帮蔡锷离京等等。如果没有梁启超斡旋，还真不知胃口大的袁世凯会把民初的政治体系毁成什么样。

慈禧：慈禧自己说：“我这个人，最要面子”。这大概就是她整体的写照了。简单说来，就是要让自己过的舒舒坦坦，有头有脸。她要的手下，最看重忠心，其他次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奕匡贪财的程度在清朝恐怕仅次于和珅，可她就凭他忠心，让他坐到了军机首辅。而瞿鸿机清廉爱民，慈禧一听人家说他有自己的小揪揪，马上革职回籍。慈禧做事最爱争。恭亲王奕昕朝政上争不过她，最后直接出家了。后来李鸿章找奕昕说，这太后怎么就管她寿辰，不理北洋备战甲午了呢，我要不要争争？奕昕说，这个嫂子阿，我最了解了，千万别和她争，服从就是了。也就是说只要属下摆出一副万事都是为了服从和孝敬太后的样子，那具体这是个什么事，根本无所谓。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一句：太后之事无小事，哄得慈禧心花怒放。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不给北洋水师钱买炮弹，却拿这笔钱去修葺（仅仅是为了修葺就花六十万两银）颐和园。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开始赞同变法还政光绪，后面又追杀戊戌六君子。还有她向来谨慎，但一看外国支持光绪不支持她就向十一个国家宣战导致辛丑之变了。另外开始恩宠岑春煊后又怕其为康党革职查办也是因为她性格上问题。用她在戊戌政变后说的话，我就是担心谁不让我过舒服日子，要是真这样，我决不放过他。一志金钗就几万两黄金的太后，恐怕是清朝第一人。但她又不全是负面的。以上这些历史错误，是因为她一些传统的女性思想作祟，过于保守和爱面子。然而她的政治觉悟却很高。她甲午之后不罢免李鸿章，后来力保袁世凯实施庚子新政，都是因为她明白谁是能帮助清朝延续统治的。在她当权的时代，她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训练了一班绝对服从的奴才，力保政策的执行力和国家的统一，对人的体察细致入微。如此，她又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了。总而言之，慈禧是并不比道光，咸丰们差多少，但她总也不开明，走不出个人观念狭小之限，以致于耽误了很多事。除了上面那些以外，还有就是没有为国家培育多少栋梁之才，把皇亲国戚宠坏了，间接覆灭了清朝。

光绪：通识历史教育中的戊戌变法容易培养学生片面同情光绪而憎恶慈禧。然而，一个人总是多面的，而历史的偶然总是脱离不了背后的必然。慈禧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此前提到，是因其自身性格观念所致。而光绪的失败，自然事出有因。除了无实权军权之说外，我觉得还有如下些原因。首先不妨看看，光绪帝载载湉是个什么样的人。咸丰皇帝死时没有儿子，慈禧把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过继过来做太子，是为光绪。奕譞体弱有病，代朝廷检阅北洋水师后吟诗一首，结果被慈禧怀疑不忠，说了两句吓死了，胆子就这么点大。这样看来，他儿子光绪不屈于慈禧的权威才怪。再者，光绪过于操切，变法一开始就裁撤六部，废军机大臣，让杨深秀刘光第这些六品以下完全没有权势和人脉的人直接处理奏折，必然引起官变。这么没头脑的决策只能说明光绪和康有为一样，只有热情抱负，不管实情局势，没有政治觉悟太天真。还有个小原因，就是翁同龢提前下野。由于奕昕突然病死，走之前说翁同龢不忠，导致慈禧下定决心将他革职。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都在外地，朝堂上无人与刚毅徐桐对抗。康有为是翁同龢介绍给光绪的，如果变法时他仍是军机大臣，变法时间或许不会这么短。另外，光绪被毒死也是因为他太天真的缘故，公开表现出一副和慈禧袁世凯耗时间的样子，于是非慈禧所能容了。

载丰：其实清朝的灭亡，载丰“功”不可没。光绪无后，慈禧便生了立溥仪为继之心。但溥仪太小，所以他便擢拔载丰为军机大臣让他先行历练。可是他做的事基本就是和袁世凯作对。这种只看私人恩怨不顾国家大局的举动只能用娇气来形容。结果知道慈禧死，载丰也没学出什么经世治国的本领。他将所有要职都给皇亲国戚担任，最后完全腐化了清廷。在兵权上又没斗过袁世凯，遇乱世没有变通的能力，只得被赶下台了。后来孙中山到访载丰，觉得他在清廷逊位的事上做出了贡献，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李鸿章：曾国藩给李鸿章的遗言是，凡事退三步。这是曾知道李鸿章不喜归隐，操心诸多。甲午战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平生最敬重李鸿章，不光点名要李来马关签约，后来还钻研梁启超所写的李鸿章传。再后来，载泽端方的五大臣到日本考察宪政，伊藤博文公开批评清朝没有给李鸿章发挥的余地。从伊藤的表现我们得以窥斑见豹知李鸿章是清末难得的有才干和头脑的人，且政治手腕也不输张之洞等人。然而他被迫背下了许多骂名，实属无奈。这才干方面，众所周知，创立轮船招商局，培养清末第一官商盛宣怀，修铁路办铁厂，创建当时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办洋务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当年张之洞的汉阳铁厂面临破产，是李鸿章用官督商办救的。所以张之洞虽然总想与李鸿章争，却又不得不服。李鸿章担任内阁总署（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时，手腕很硬，外国人对他又恨又怕，他的继任者奕匡连他的十分之一也不及。鄙人幼时见不平等条约的签字均有李鸿章在场，对他颇有偏见，现在想来，是不对的。慈禧每每派遣李去谈判，自是信任李的能力，而且李鸿章确实能争回一些利益。但每次都要去签不平等条约，任谁都不愿意，所以李鸿章这份为国分忧的心难能可贵。他在马关被日本乱民一枪击中脸部，近70岁仍不退缩并以此减少战争赔款，让人钦佩。所以，后来梁启超劝李鸿章不要去签辛丑条约，说以先生之才可以领导革命做民国总统，何必出此下下策遭后人唾骂。但他回应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他心底并不是不知清廷制度之腐，只是不想首鼠两端，打自己一巴掌。后来奕匡在辛丑条约上迟迟下不了笔，李鸿章说：“这天下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你路还长，让我这七旬老人来写吧。”在感人至深同时敲响了晚清缺少像李这样后继儒才的丧钟。

甲午中日战争，在我看来，必然是对清朝打击最大的一场。洋人在晚清的眼中一直是外来势力，所以吃败仗只是无奈，过一会儿便好了伤疤忘了痛。然而日本却是自古是中国的藩国，输了颜面何存。所以这一仗乃是敲山震虎，让中国人痛到骨子里，间接催生了后面的各种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倒要感谢日本这个催化剂了。《走向共和》中对于甲午战败原因分析是比较客观的。从军心来看，北洋水师建立已久，官僚腐败，而提督丁汝昌软弱纵容。日本新式海军受天皇感召，满脑子民族主义，来势汹汹。从装备来看，日本吉野号战舰是新式的，航速比北洋最快的军舰还要快7节／每时。话说这吉野号本是李鸿章订购的，岂知慈禧怕修颐和园的钱不够，不愿拨款，日本趁机出高价买去。所以北洋战舰大而慢，日舰小而快。从决策上来看，李鸿章下令死守威海卫，而光绪认为战不能退，士气不可泄，冒然出击，直接导致战败。可笑的是，李鸿章竟然要承担全部责任，辞去直隶总督。另外，古书兵法上所讲一鼓作气的策略我认为是纸上谈兵的。装备，军力，地利，分兵，战点这些才是实的东西。孙子兵法也没说一腔热血蛮干能嬴的，关键要巧。

翁同龢与瞿鸿机：洋务派之外的清朝朝臣，除了徐桐刚毅这般未开化的顽固保守派之外，就是翁和瞿这样懂古典政务自恃清高的大臣了。徐桐和刚毅对洋人的那种视为怪物的观点最终也每让他们有善终。鼓动义和团的下场就是被洋人逼死。翁同龢与瞿鸿机有看点正是因为他们若放在别的朝代，则可视为为官清廉，大公无私的典范，可惜在清末民初的大环境下，只能落得悲哀的下场。他们的共同点，则是心胸都很狭窄。翁同龢在钱财上为难李鸿章，打小报告这些做法在他自己眼里认为是对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品行端正，骨子眼里看不起办洋务的大臣。就像瞿鸿机与袁世凯作对，一开始不过是因为看不起袁世凯没有科举出身。他们可以办政务上的事，却生怕科举等与自己相关的制度被否定，只因担心自己的名誉有损。如此这般导致他们在政治改革上出于下风，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而且更为天真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乱世中虽不至于有大作为，但为官端正清廉，可明哲保身。然而慈禧却不看重这个。一旦挑拨，慈禧就罢免他们。归根到底他们在朝为官没有摸清统治者的脾气，这样再自恃清高反而容易招到统治者的厌恶的。“杨翠喜”案斗不过袁世凯正在于瞿鸿机自恃有理，去不知程序上有讲究，最终被人反咬。另外，瞿鸿机被其徒吴毓鼎参劾一案我倾向于是瞿自愿的。事实上，就算吴不参劾，瞿被慈禧架空事实已在，被罢迟早，瞿不如做个顺手人情，送其徒一辈子荣华富贵为上策。

荣禄：荣禄这个人一直是不喜出头但心里有个样子的。所以比起李鸿章，慈禧更喜欢他。当年翁同龢一状让荣禄去凉州待了20年，他一声不吭，足见其忍耐力之好。慈禧觉得亏待他，所以让他在甲午之后接了李鸿章的班。他知道自己才干不如李中堂，所以一切保持原样，上朝议事也不发言。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没有主见的。他自知光绪大动根基的变法不可行，任刚毅和康有为在朝堂上吵而一言不发，其后在颐和园一跪就是两天，以看太后脸色。后来他力保袁世凯，要求严惩刚毅许彤以平洋人之气，这些都看出他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很有见的的。这种隐而不发的个性恐怕更为可怕。戊戌变政里，荣禄悄然用兵，秘密操作，才使得慈禧在政变中大获全胜。

袁世凯：事实上，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培育，荣禄让袁世凯在天津大练新兵，以及二人后来联合推举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等等，在历史大潮下，是没有错误的。一则袁世凯在办事上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二则晚清实在是缺乏一些又忠又厉害的人才。李和荣禄都知道袁世凯是一只饿虎，所以临死前对袁的劝诫都是不要生出谋逆之心。没想到后来果不出所料。这样一个枭雄，从其人生的经历来看，没有什么亏的。军机大臣，总统甚至皇帝，他都尝过。从被人追杀寄人篱下到叱诧风云呼风唤雨，袁世凯学会了谨慎和自保。只要能保住或上升自己的地位，他是不在乎政治立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政治上可以犯罪，但不可以犯错。” 这大概是他处事观的写照了。他能从团练升到军机首脑，因为他知道和谁在一起能被统治者青睐。他在戊戌变法中站对立场，也是出于他的政治嗅觉极高。他善于把握别人的关键人物的喜好和弱点从而笼络别人，譬如奕匡和李莲英。这使得他在慈禧晚期如鱼得水。同时，他心机极深，诡计颇多，例如“杨翠喜案”中他抹杀证据的手段以及强调西式的传讯方法让载丰无功而返。他心知慈禧死后，载丰必然发难，所以深植党羽，掌握实际兵权，却又在慈禧面前演一出移交兵权之戏。间接导致了后来载丰被罢黜倒台。我相信，任何一个与其同时代的官员都不会愿意与这种人为敌的。瞿鸿机的下场就是明证。在“宋教仁案”后毒死内务总理赵秉钧体现了袁世凯心狠手辣的一面，间接导致了段祺瑞和他的离心离德。孙中山在法治的地区长大，政治手段是比不过在清廷的人治系统下打拼的袁世凯的。袁世凯钻《临时约法》的空子，让大总统的职权接近皇帝就是他手段更为狡猾的例子。袁世凯称帝一事是让他身败名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受清廷政治系统的毒害。袁世凯看了半辈子皇上的尊贵，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华盛顿，功劳比皇上还大些。况且虽然他这个大总统权利无限，但做黄帝是他的心愿，使得他犯了政治错误。其次，杨度也责无旁贷，这个死脑筋火上添油了一把。再次，袁克定伪造的媒体体气氛也让袁世凯认为称帝的时机到了。这个错误导致了袁世凯含恨而终。当然，袁世凯的出现对于历史的推动是有正面贡献的。除了最后的称帝，他确是审时度势之人。庚子新政中力陈变法，坚决废黜科举的措施都与他看清世界局势有关。而最后他虽位居首席大臣，却仍然不愚忠于清廷，也和他认为革命的大体趋势是不会熄灭的是分不开的。所以作为一个政客，他的精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但对于民主的贡献，他的价值观还是受限，这确实是他个人的悲哀吧。

北洋幕僚：

徐世昌：跟随袁世凯最久，对他最熟悉的莫过于徐世昌了。与袁世凯最交心的也是他。组建天津新军的阵容，在东三省为他安插势力，以及后来料理内阁事物，徐世昌都出了力。徐世昌知道袁世凯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所以他总是很会躲乖退隐。而袁世凯念在旧情，也从未把他怎么样。辛亥之后力荐袁世凯出山，反对袁世凯称帝，都能看出他识得大体，是能辅佐君王的好文臣。

段祺瑞：在这一干直系军阀中，赵秉钧忠心，但不得不为“宋教仁案”赔上性命；张勋愚昧；冯国璋喜欢躲在暗处；曹琨鲁莽；段祺瑞则狡猾。袁世凯民国以后重用的军人就是赵和段。赵死后，段任陆军总长，掌握了军队的总指挥权。在袁世凯手下，段祺瑞确是表现出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做打手。但实际却利用袁的信任，培植了自己的死士。等到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便可以站出来反对了。最后毫不客气的要挟袁世凯交出陆军权，活活气死了袁世凯。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最像他，但段祺瑞却背叛了他，这也是一种悲哀。但段祺瑞总算是袁世凯的实际继承人，在府院之争中黎元洪兵力不如段，最终落败。张勋不成气候，也必然被段祺瑞直接消灭了。

杨度：我不明白为何君宪派的人都容易变的书生气。康有为如是，杨度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和孙中山说要公平竞争，大大方方的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最后直接导致了兴中会的壮大。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但好胜心太强，所以一直不服孙中山的理论。最终成了策动袁世凯称帝的引子。他对政治上的交易操作，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但一听君宪，就一股脑干劲。我们姑且把这个叫做瘾吧。至于他后来又变换政治立场，大概也与他不服孙中山有关吧。真是世外奇人。

孙文：最后在看看孙中山。其实人们对他的了解很深入，他的伟大也无需赘述。孙文首先是一个执著的人。和君宪派的许多人一样，他对自己的主张矢志不渝。这种思想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了还要二次革命。知道民主为止。但他早期直接陈书李鸿章，和康有为争论，却是没必要的。因为上面两人的政治观与孙文明显不同。除了很烈，孙文也很纯粹。他心中的理想大于他对于权力的追求，这是很难得的。这才使得他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加快了共和的进程。但他这种纯粹使得他政治主张有余，政治手段不足，被非革命党人窃取许多革命果实。他的刚烈，纯粹，以及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让民国不至于倒在摇篮里。这也算是天数使然吧。用毛主席的话就会是，孙文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算来我什么资格评价这部电视剧，因为我总共只看了前40集，并没看完。但即使是这40回我也看得很不容易，是陆陆续续从天网下的。没能用其他方式看的原因想来您也知道：因为它被禁了。
在这部电视剧里，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袁世凯的形象以及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的描述都与我们从官方的教科书和学术书籍或刊物中得来的印象相差极大。但如果要说历史的真实，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部电视剧。
片中的李鸿章无疑是被着力塑造的人物，不同于以往的卖国贼形象的是，这里的李鸿章是一个讲求实干，精于世故，老成谋国，苦苦支撑国事的偏于正面的形象：他为北洋水师的军费与朝中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不解时艰、唯尚空谈的清流派争斗；耍了手腕，但顾全大局去争取本来敌视他的南洋大臣张之洞；视满朝的非议诋毁如过耳云烟；马关和谈时尽其所能与日本人周旋（看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甚至把自己在日本被刺后治疗所需的医药费都当作筹码，他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那一段拍得最为震撼，当然，也最让每个国人痛苦）；戊戌变法时聪明地自保赴欧考察而不参与帝后之争；义和团运动时一言看破慈禧意图而联合张之洞不奉上命，力求东南自保以为国家保存实力；但在签订辛丑条约这种找骂不讨好的差事找上头时又走向前台与列强周旋（剧中在正式签字时李鸿章拦住了一起主持议和的庆亲王，而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说：王爷还年轻，这种要背千古骂名的事还是由我这老朽担当了吧。）。
在我看来，剧中的李鸿章是一个智者，他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之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苦心维持时局；他也是一个有着高明手段的政治家，在外交、内政、经济、军事、管理等各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天才；而且，他还是一个实干家，他洞悉官场的一切潜规则，并不把事情简单化地划分为正确的或错误的，而是看到自己要达到的效果后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做：所以他虽然不喜欢还是去结交李莲英，在朝廷的谕旨与自己的判断冲突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又不正面对抗谕令，最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他是对的。
 在这部剧中，不仅是李鸿章，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也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昏聩，无能。须知他们能从布衣爬到极高的地位必然会有相当的才能，慈禧对义和团的看法是：“你以为我看不出他们那种刀枪不入是骗人的？可那一条条汉子是真的，用好了他们就能对我有利”；而袁世凯在管理按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设防的天津时居然想起引进警察制度，让原以为可以在天津横行无忌的列强必须收敛自己的行径。当那一队留着长辫，却配备着标准的近代警察装备的士兵跑步入场时，那两个洋人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那帮签条约的怎么会这么笨，这么重要的一条都没想到。”
“不是他们太笨，而是袁世凯太狡猾了”
看过张岱的《西湖梦寻》（抑或是《陶庵梦忆》？不好意思记不清了）的朋友应该记得里边有一段提到贾似道指挥救火的场景，张岱的评价就是：贾虽是奸相，但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段可以与我上文提到的袁世凯的事对照着看一下。
总结：走向共和最大的贡献是更新了国人久已被禁锢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构造的人物摆脱了过去脸谱化，程式化，正邪一看即知的窠臼，使历史人物比较丰满的呈现于观众面前，还历史以真实，是难得的佳作。某位朋友在标签中将这部电视剧称为“中国电视剧之最”，我认为直至现在为止，它配得上这个赞美。
有点不足的是甲午海战那一部分，明显的偷工减料，而且减得很严重，也许是经费不足，也许是编导觉得具体战争过程对这部电视剧而言并不重要，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得了。
本来想认真评价一下这部电视剧，却发现仅一个李鸿章就写得够长，看来只好分开来评了，不过对一部长达59集的煌煌巨制而言，只用一篇文章写也是不公平的，想到这，我也就心安了。

对近代史不熟，所以借此机会熟识人物。

第一集

阎敬铭
1817-1892，字丹初，清代朝邑县（今属大荔县）人，清光绪皇帝时东阁大学士，为官清廉耿介，是我国历史潮流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
长得“气貌不扬”，对恶势力的关键却是“心雄万夫”。他在户部为官十四年，就因严正无私，“为吏胥所畏”。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他去湖北，为湖北的军队办理粮草后勤。他公正耿介，一丝不苟，胡林翼和继任湖北巡抚严树森都向皇帝推荐他，说他是国家少有的贤才，如做法官将使“弄律有准”；如做理财官则“必无欺伪”。湖广总督官文也看中了他，但官文“贪庸骄蹇”，阎敬铭对他很不满。

盛宣怀
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汉族，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逝世于上海。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紫杏，愚卿等号。
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次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其一生创造了中国的诸多第一，被后人誉为“中国商父”。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更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洋务运动史的缩影。

翁同龢
清代书法家。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醇亲王
爱新觉罗·奕譞，生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40年10月16日），卒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道光帝旻宁第七子。奕譞生母是道光帝皇贵妃乌雅氏，与第八子钟郡王奕詥、第九子孚郡王奕譓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在道光帝的九子中，除第四子奕詝继位皇帝（咸丰帝）和早死幼殇者外，最出名的两个人，即第六子恭亲王奕和第七子醇亲王奕譞。奕出名，是因为他在同治、光绪二朝掌权久，政绩卓著；奕譞出名，则是因为他家连续两代都出了皇帝，前一个是奕譞的儿子光绪帝载湉，后一个是奕譞的孙子宣统帝溥仪。 　　
奕譞的学识和才智都不及恭亲王奕，但他在官场上的遭际却远比奕顺利。奕譞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为人谨慎谦卑，不因身份显贵而稍露锋芒，这是他一生荣显未遇蹉跎的重要原因。但奕譞的谦卑与政治的懦弱从来是同义词，尤其在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面前，他除了俯首听命，很少真知灼见。所以尽管他在诡谲多变的政局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在政治上却几乎无所建树。


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 ，1892年清政府增拨42万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500万两左右。因计划不周，所购设备不适于炼制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陷入困境。 　　
1896年4月该厂改为官督商办企业。为解决材料和设备问题，1898年开发江西萍乡煤矿，用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以制造钢轨。由于此项改造耗资巨大，1898年向德国资本求贷，1899年与日本签订“煤焦铁矿石互售合同”。 　　
1904年又以大冶矿山作抵，不断向日本资本借贷。至辛亥革命前，有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约年产生铁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抗日战争时期 ，汉阳铁厂部分冶炼设备内迁重庆，其余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作为敌伪产业清理结束。 　　汉阳铁厂遗址在现今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目前为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

第二集

赵凤昌
1856-1938，清江苏省常州府武进人(今属常州市区),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府,深得信赖,曾参与谋划“东南互保”。辛亥革命前后居上海,与政界人物江浙名流来往密切,其居所成为南北双方非正式的议事之所,得以参与机密,出谋划策。因是幕僚出身,注意保存来往函电、文稿,其价值连城的“赵凤昌藏札”计109册36函2729通(件),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第四集

张謇
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海门市长乐镇(即今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1869年考中秀才，1874年（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锦。 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1880年（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

徐桐
1820～1900，清朝大臣。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1860年以前任翰林院检讨，实录馆协修等职。同治帝登位后为其师傅。1900年，支持慈禧力举立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废光绪帝，遂被任命为溥儁的师傅。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主张借助义和团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自缢身亡。著有《治平宝鉴》。
1870年以后，先后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顽固守旧，嫉恶西学。1898年戊戌政变后，因不择手段攻击新党，得慈禧信任。
徐桐有名，不在别的，而在于庚子之变中，他上吊“殉国”。《清史稿》说他“守旧，恶西学如仇”，是比较顽固的人物。他家住在东交民巷，与各国使馆相近，他就在大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子，来表示自己对洋人的憎恶。他的儿子徐承煜，和他一般是守旧卫道之士，却酷爱洋人的洋烟卷，每日吞云吐雾，只是不敢让他老爹看见。

伍廷芳
1842～1922，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号秩庸，后改名廷芳。汉族，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
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188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主持修订法律，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等一系列先进主张。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达成迫清室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因惊愤成疾，逝世于广州。广州越秀山上有伍廷芳墓园。

丁汝昌
1836.11.18～1895. 2.12，晚清北洋海军提督。字禹廷。安徽庐江县人。早年参加太平军，当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1888年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和瑞乃尔等的逼降，服毒自尽以谢国人。

刘步蟾
1852－1895.2.10， 字子香，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清末海军将领。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被送往英国学习枪炮、水雷等技。回国後，由李鸿章推荐，升游击，会办北洋草房，协助制定海军军制、营归。1895年赴德国购领船舰，任北洋水师右翼总兵。1894年中日战起，黄海战役中丁汝昌受伤，他代为督战指挥，鏖战三时许，多次击中敌舰。次年，为威海卫海战中英勇抗敌，以身殉国。

第五集

刘公岛
位于威海湾口，距市区旅游码头2.1海里，乘旅游船20分钟便可到达。它面临水云连天的黄海，背接湛蓝的威海湾，素有“东隅屏藩”、“海上桃源”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刘公岛北陡南缓，东西长4.08公里，南北最宽1.5公里，最窄0.06公里，海岸线长14.95公里，面积3.15平方公里，最高处旗顶山海拔153.5米。岛东碧海万顷，烟波浩淼，岛西与市区隔海相望。全岛植被茂密，郁郁葱葱，以黑松为主，多达2700余亩。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在岛上设电报局、水师学堂、建北洋海军提督署、铁码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的诞生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就发生在该岛东部海域。

万木草堂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开展政治活动，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1892年，万木草堂迁至卫边街的邝氏宗祠（今广卫路附近）。1893年，因来学者众，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习惯上,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址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

第六集

小村寿太郎
1855～1911，绰号鼠公使，日本杰出的外交官。无论是在宏观的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具体的外交技巧上，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才华”，小村的外交生涯又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恰好一致，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中，小村寿太郎都有“卓越”的表现，特别是作为外务大臣，他在 “日英同盟”、“日俄战争”、 “满洲问题”、“日韩合并”等重大事件的处理中，都使尽浑身解数为日本谋求最大限度的权益。　
小村寿太郎是积极主张侵略中国的所谓“日清开战论”倡导者，被称为“开战之急先锋”。出任驻华代理公使后，他竭力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产业、民族风俗，以及列强在华活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本国”。由于小村寿太郎身材矮小，为人狡猾奸诈又善于盗窃情报，到任后不久，北京外交使团各国公使就送给他一个“鼠公使”的绰号，以讽喻他向老鼠一样狡黠机诈。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小村寿太郎被任命为驻朝公使。1896年经陆奥宗光推荐，任外务次官。1898－1900年先后任驻美、俄公使。1901年转任驻华公使，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活动及《辛丑条约》的签订。1905年以全权代表身份出席朴次茅斯会议，签订日俄《朴次茅斯和约》。1908-1911年任第二次桂太郎内阁外务大臣，签订《日俄密约》、吞并朝鲜、收回关税自主权。1911年11月病死，被授予侯爵。

吉野号
“吉野”号快速巡洋舰是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日本海军主力舰，是其联合舰队第1游击队旗舰。甲午海战中，就是它在逃跑中侥幸用鱼雷击沉了我民族英雄邓世昌所指挥的“致远”舰。甲午海战后，它又参加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
“吉野”舰原为清政府洋务大臣李鸿章向英国订购的当时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目的是用来增强北洋水师的实力。可本来用于购置战舰的银子却被慈禧太后挪去修颐和园，李鸿章只好被迫放弃购买该舰。而当时的日本为了从火炮和速度上压倒北洋水师，达到占领朝鲜和中国的目的，19世纪90年代以后，便把建设和扩充海军力量的着眼点放在添购速射炮和购买快速巡洋舰上。于是，那艘本来属于中国的战舰被日本抢购了去。
但是仅仅凭借日本当时的政府的收入仍不足以支付费用过于之巨的“吉野”号，为此日本天皇为筹集资金购买“吉野”，甚至宣布自己从此到击拜大清国一日只吃一餐，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饰，由于天皇的举动激起民众的民族自尊，使得民众踊跃捐献购买“吉野”，日本商人和民间发起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可以买三艘“吉野号”。半年后，日本政府把吉野开回了自己的港口，首任舰长为日本海军大佐河原要一。值得注意的是，他是邓世昌的同学，同在日本海军兵学校第2期毕业。

福泽谕吉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庆应义塾的创建者。


第七集

陆奥宗光
1843——1897年，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外务大臣。日本外交之父。天保十四年生于纪州藩（和歌山县）幼名牛丸、小次郎，又改陆奥阳之助。

庆王爷
奕劻（1838～1917），中国清末大臣。满族。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永璘第六子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长子，过继给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为嗣。
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斥恭亲王奕䜣，因缘得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1894年，封庆亲王，权位渐崇，而庸碌无为。

第十一集

伊东祐亨
1843－1914，Ito Sukeyuki，甲午战争时以海军中将衔任联合舰队司令官，战后封子爵，升海军军令部长。日俄战争时任大本营海军幕僚长，后受封为伯爵。获海军元帅称号。
祖先为饫肥藩主伊东氏.家徽庵木瓜.父亲伊东佑典，萨摩藩藩士.伊东佑亨初名金次郎，后改名四郎右卫门，又改名四郎，最后改为佑亨。号碧海.自幼对海军感兴趣,在江川英龙的学校学炮兵,后入胜海舟的神戸海军操练所与坂本龙马、陆奥宗光共同学航海。萨英战争时从军.参加过戊辰战争。

第十三集

淮军
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是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湘军驻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是中国近代军队的前身，曾是清的主要国防力量。

第十四集

荣禄
1836-1903)，清末大臣。晚清军事家、政治家。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出身于世代军官家庭，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后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出为西安将军。因为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1903年病死。谥“文忠”。编有《武毅公事略》，著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1874年，同治帝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恬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1879年，因忤慈禧太后，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旋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皇储），谋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第十五集

孙眉
1854～1915，字德彰，号寿屏，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孙中山胞兄。孙中山倡导革命大业，得到孙眉物质、精神的支持和鼓励，对他的革命生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又参加革命，奔走湛江香港两地，进行反清活动。

徐世昌
1855-1939.6.6，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汉族，远祖浙江省鄞县人，落籍直隶天津卫（古属东海郡），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今汲县县城内曹营街寓所）。
前清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辞掉总统职务后，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工于山水松竹，被称为“文治总统”。

孟恩远
1856——1924，字曙村，又作树村、树春，天津市南郊区西泥沽村人。前半生穷苦潦倒，靠卖鱼虾为生。1894年在马厂参入编练过定武军。1895年，袁世凯创立新军，39岁的孟恩远开始入伍，从此步步高升，至民国初年竟当上了吉林督军，惠威将军。他拥有今汉治区境孟瞿阝、大辛、福田三村及清河农场的大片土地，还在天津投资经营面粉、棉纱等工商企业。当时，可称得上天津东南有钱有势的第一家。但是，孟恩远的发迹却颇为蹊跷。

赵秉钧
字智庵，1859年生于河南汝州。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1902年5月，袁世凯命赵秉钧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赵秉钧“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

孙科
1891.10.20一1973.9.1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徐勤
1873—1945，号雪庵，早岁入邑庠，字君勉，广东三水县人。庠生出身，康有为十大弟子之一，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家之一．1895年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出版仅两周即停。1896年协助梁启超办《时务报》。在该报上发表《中国除害议》一文，抨击科举制度，受到张之洞干涉，文未登完而中辍。1897年随梁启超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教习，同时给澳门《知新报》撰稿。不久，被康有为推荐为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大力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旅日华侨中影响很大。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追随康有为在海外流亡多年。1889年在美国旧金山与梁启田创办保皇党机关报《文兴日报》进行论战达两月之久。失败后前往广州，创办《国事报》，继续同革命派报纸进行争辩。辛亥革命后在天津作寓公。1945年去世。

第十六集

三合会
（英文：Triad）又称洪门三合会，为历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组织，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现在实质上的三合会已经不存在，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洪门三合会，因此现在一般用来泛指由华人组成的黑社会犯罪组织。

王士珍
1861—1930，字聘卿，号冠儒，汉族，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
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青睐，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龙”。

曹锟
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曾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芦沟桥事变后拒绝日本所请出面组织新政府，因其保持了民族气节，被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小站
位于中国天津市东南，临马厂减河。以产优质水稻“小站稻”著名。19世纪末，北洋军阀袁世凯曾在此编练新军。

直隶
中国旧省名。宋制，地方行政机构以州令用劲，其直属京师者称直隶。元不属诸路及宣慰司或行省的府县，亦称直隶。明、清不属府而直属布政司的州称直隶州。特指今河北省。

珍妃
恪顺皇贵妃（1876年—1900年）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人们一般习惯按她曾获封的珍妃来称呼她。清朝光绪皇帝的侧妃，也是最为受宠的妃子，生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女。
光绪十四年(1888年)10月初五慈禧太后选定其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之后，同时封珍妃与她的姐姐瑾妃为嫔，时瑾嫔15岁，珍嫔13岁。光绪二十年，两人同时晋封为妃。珍妃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她与姊姊随同北返北京。 1889年，珍妃两姊妹被入选宫中，13岁的她被封为珍嫔，15岁的姐姐封为瑾嫔，嫔为九等宫女序列中的第六等，直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春(1894年)，因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加恩得晋嫔为妃，前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光绪26年(1900年)8月初，八国联军集结兵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慌忙出逃。[行前，命太监将幽禁于北三所寿药房中的珍妃唤出，推入位于慈宁宫后贞顺门的井中淹死。当时，珍妃年仅25岁。

第十七集

刚毅
1837-1900，清末大臣。字子良。满洲镶黄旗人。笔帖式出身，累升至刑部郎中。1877年刚毅以平反杨乃武和葛毕氏案（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受奖励。1880年，为广东惠潮嘉道。次年，升江西按察使，后为广东、云南布政使。1885年，擢山西巡抚，请设课吏馆，手辑牧令须知诸书，分讲习，诏饬行各省。治套外屯田，建分段、开渠、设官三策。1886年，调江苏巡抚，苏患水祲，先后濬蕴藻河、吴淞江，以工代赈，民德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以附和主战言论，召授军机大臣，补礼部侍郎。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力主废黜光绪帝，得到宠信。次年，又至江南，广东等处，以筹饷练兵、清理财政等为名，替清廷大肆搜括财物，并散布“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卖国论调。义和团运动发展至京郊时，曾被派至涿州等地探察义和团虚实。回京后，向慈禧太后力言义和团无他心，可借助以对付外人，主张围攻各国使馆，以实现废黜光绪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随慈禧逃往西安。后被慈禧作为替罪羊在菜市口斩首。

徐承煜
（？—1901）字楠士，汉军正蓝旗人，徐桐之子，清末官吏。拔贡。以户部小京官晋迁郎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已，联军入，桐仓皇失措，承煜请曰：“父芘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纟睘死，年八十有二矣。而承煜遂亡走，为日军所拘，置之顺天府尹署，与启秀俱明年正月正法。命下，日军官置酒为饯，传诏旨，承煜色变，口呼冤，痛诋西人不已。翼日，备舆送至菜市，监刑官出席礼之，已昏不知人矣，寻就戮。和议成，褫桐职，夺恤典，旋论弃市，以先死议免。

经过一周没日没夜的奋战，终于把走向共和看完了，听着清末的故事，却仿佛在说今天，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今的困惑，原来一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古人闹不明白的问题，我们现在也还是没有答案，而古人早已想清楚的问题，我们却还是经常性的在上面绕来绕去。

电视剧的结构是一个倒着的树杈形，庚子以前是以李鸿章为主线，庚子以后是孙中山、袁世凯两条线从一点出发，绕在一起，纠缠不清。剧中的历史细节我不知真假，但这些细节确实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合情合理的串了起来，不像某些说法一样自相矛盾，不仅把历史人物当作傻子，而且把所有的读者也当作了傻子。可以说，这是一部给明白人看的电视剧，即使有误导，那也是引诱，而不是强奸。

评价一下剧中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引任公之言，“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之材，当之无愧的实干家，几乎是凭一人之力与内外周旋；李鸿章之识，个人的原因外加历史的局限，没有办法；李鸿章之遇，内忧外患，处处掣肘，忍受屈辱，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反过来同样成立。

袁世凯，和李鸿章本是一种人，很有才干，但最后利令智昏，不得善终，是本身见识上的问题，也是品德上的问题。

再说孙中山，顺便提一下康梁。

孙中山是乍一看没什么了不起，打仗没个章法，屡战屡败，武昌起义与他也没什么直接关系，最后还被袁世凯骗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孙中山很早就意识到革命的必然性，为了革命与共和不惜牺牲一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没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智慧，但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坚持真善美，其他都可以妥协，唯独真理不能妥协，这种品质看似简单，但中国的政治人物缺的就是这种品质，中国政治太早熟了，没有钩心斗角绝难成功，所以，后期的孙中山手段上也有了些改变，或者说成熟了，真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还是为他难过。中国从来都不缺纵横家，中国的政治家看的太透了，自以为暴力和愚民政策是最有效的，所以没有甘地，也不会产生马丁路德今，但孙中山是个例外，可惜的是，只有一个孙中山。

康有为与孙中山一样的执着，只是他始终抱着的是一个君主立宪，而且是只效忠清朝，大好的才华就这样浪费，一个缺点有时无关紧要，有时却足以致命，历史弄人啊！幸好，还有一个梁启超，但梁任公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学问家，立功、立德、立言，也许没功，但先生的德永远熠熠闪光，先生的言就更是至今仍掷地有声。

那些对中国近现代史充满疑惑的同仁们，不妨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应该是不会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