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看《地久天长》的三个小时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憋屈。

这个感受在浩浩的坦白一场达到顶峰。他对老年的耀军和丽云诉罪，接着镜头切换回曾经的耀军对英明喊道“只要活着，就一个字不要说出来”。这句话，被憋了二十年，从巨大的痛苦慢慢变成温情的对视，并不让人感动，反而给人以一顿暴击。

第六代导演中风格不断变化的王小帅，在上次《闯入者》里试水以惊悚犯罪类型外壳包装文革之殇后，这次的《地久天长》则改用直白、朴素的双线通俗情节剧，拍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活着》”。

电影讲述了中国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三十年间，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论及主线，则是典型的人物叙事，尤其是耀军所经受的三番丧子之痛。在故事之初，耀军丽云一家曾和同事英明、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三家人亲如一家。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让双方家长定下“一辈子做兄弟”的约定。然而，英明的妻子海燕出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之需，唆使丽云打掉二胎，一生不育。几年后，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耀军痛失爱子刘星。命运之手的阴影笼罩在了耀军和丽云身上，他们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南下。

几组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经历，随着时空切换所带来的情节点流动，共同刻画出改革开放后被政策变迁（计划生育、下岗潮等）所深深伤害的一代群像。同时，人物们命运的发展也是影片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的过程——幸福的家庭也许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福利，但不幸者的权利与发展需求，会一点点被时代抛下。

显而易见的是，《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颇具技巧。

一方面，剧本的创作紧紧贴住人物展开。驱动影片前进的力量是展现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随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落差，并以此来表达几位主要人物自身的复杂性，所有切入点都围绕着“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来渐次展开。在严打、计划生育和国企改制的一个个浪潮下，即便每个人都怀揣着善良的心，但在社会环境下却会悄然变成伤人的匕首，无比辛酸矛盾。

另一方面，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要素和内蒙包头、福建连江两处的地域性差异，成了打碎电影结构的关键词。比如，在电影开头，沈浩要拉刘星下水的一场戏，就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包头。而在刘星意外之死过后，镜头便迅速切换时空至几年后的福建连江，王源饰演的养子刘星坐在了船上。不断地插叙、倒叙，如海浪般潮起潮落，冲刷着影片中的人物，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沧桑感与戏剧性变化。

导演在映后里谈及“只要把时间给够了以后，生活中才会出现许多无常的东西。”人的一生是一场不断连绵的戏剧，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藏纳着现实的积累，而电影则进一步将其进行浓缩——比如四场不同节点的医院戏，比如每场有着弦外之音的饭桌戏，都在场景的情境之中显露出了互文之意。《地久天长》的前两个小时都处在不断勾连的状态里。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获得了凝聚与震慑的力量，并最终构成了时代背景与个体经历互为交融的结构。而这些铺垫，也使得影片在第三个小时的回乡段落中，迎来了数次“深水炸弹引爆”，令人不断地为他们的重逢与别离和最终揭露的真相而感慨唏嘘。

时代沧桑变化，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故事的戏剧性浓烈程度各异。耀军和丽云复杂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见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群体代表性。

如人所言，“最悲伤的是时代洪流中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带着如此一份荒诞与悲哀——

比如，丽云因为被强制堕胎、终生不得生育，而获得了厂里的“计生先进”荣誉；结果几年后国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关系不下岗，却被“先进”的名号所累，最终只能无奈地“光荣下岗”。

又如，最后耀军和丽云去扫墓，两个人无言的沉默，以及接到浩浩的孩子出生的消息时面对着成片的坟墓。

越是和时代的大背景相连，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就越朝着不堪的方向发展，从而也让观众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

两个家庭在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中，所蕴藉的，是一种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光，同时影响着无数人的政策也在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改善了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逐渐抛下一些无法跟上脚步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在时代的浪潮中受伤。

看完电影，有个朋友问我：“我很想看《地久天长》，但三个小时不敢轻易尝试。怎么办？”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如果不是因为这群演员的表演，恐怕我也很难撑住。但精湛的群戏，让人觉得这部电影倒也并没有那么冗长。

除了两位获得柏林影帝影后的领衔主演王景春、咏梅之外，饰演沈茉莉的齐溪、饰演李海燕的艾丽娅，也都是相当出彩的复杂角色和纯熟表演。尤其是李海燕这个人物的复杂度，不在两位主角之下。

海燕是三个家庭小团体中的大姐大，厂里的主任领导，平日中都是一副照顾人的热心肠。但在关键的节点中，她无意间伤害了耀军和丽云的家庭。刘星的意外之死，不仅是压垮其父母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让海燕对丽云打胎致其不育的忏悔在自责中彻底爆发，让她痛苦了二十余年。

印象最为深刻的她的三个戏点——得知自己儿子是罪魁祸首时的“浩浩是不是高烧才说胡话”；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的“自己这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病床前陷入疯狂状态，声嘶力竭的临终遗言“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艾丽娅把这个人物的压抑、痛苦和爆发都演得相当传神。时代的谬误让她做了不甘愿的罪人，背负一生的枷锁，但直到死亡，她都未能解脱。

时空瞬息变换，而把中间掰开，会发现其中大多是密不透风的悲苦。长达三十年的时光，让耀军和丽云夫妇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语境的变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质，以及做出的选择、遭遇的困境，都如昨日重现般令人历历在目，诉说着一代人的命运。

最终，电影选择落位于和解。

“只要活着，就不能说出来。”

这是耀军一家对浩浩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却也成了他心中无形的负担——“从那天起，我觉得身体里就长了一棵树。”

“说出来就好了。”

两个家庭分离了二十多年的时空跨度，一句“不说与说”的反转，在微妙的细节里构成了惊人的轮回。命运开了无情的玩笑，但痛苦却不会是永远的。

也就是在这一刻，影片真正意义上产生了对历史的直面与反观的当代关照——曾经痛彻心扉的历史磨难，如今终于得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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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

胤祥 发自柏林

今年柏林电影节是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作为主席在任的最后一年，某种意义上，这个事件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一个「总结」——2019的柏林电影节，可以看做王小帅、娄烨、王全安，三位中国第六代导演中坚力量的一次集合。

▲迪特·科斯里克2002年开始担任影展主席至今

宏观来看，很容易发现第六代导演的作品皆有一个从最早期「边缘个体的生存状态」到「史诗」的变化过程。从《小武》到《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的贾樟柯如此；从《月蚀》到《白鹿原》的王全安如此；从《周末情人》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娄烨如此；从《冬春的日子》到《地久天长》的王小帅也是如此。第六代终于获得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位置，「时间」和「人与时代的关系」成了他们可以处理的命题。

▲娄烨、王小帅、贾樟柯

——这两个关键词是讨论《地久天长》的切入点，也是讨论第六代创作转向的入口。

当然还要描述一下大前提，为什么国际电影节的入围与加冕对「第六代」这样重要。

即便被认为代表中国艺术电影最高成就的贾樟柯，《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的国内票房成绩都很尴尬，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经由国际电影节的体系，贾樟柯的作品早在「世界首映」之前，就通过国际销售收回了投资甚至产生了利润。这是国际电影节「圈子」的运行方式，因此国际电影节，尤其是「A类」或是「三大」，其入围和获奖，是电影作者、电影流派、电影运动的重要参考标准。

再看今年的奖项分配——《地久天长》收获两个表演奖，《恐龙蛋》（王全安导演）虽然评价很高，但空手而归；再参考戛纳、威尼斯近年的情况（比如贾樟柯已经连续几次在戛纳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了），也就说明了「第六代」在电影艺术上已经不再是先锋，同时他们也不再需要电影节颁发给导演个人的奖项来获得支持。世界电影艺术的风向标总在微妙地转动，中国第六代导演已不是站在最前面的那批人。

▲王景春、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

颁奖前王景春的影帝呼声比较高，而咏梅拿奖着实算是爆冷（本届大女主戏实在不少），不过这种奖项配置也比较符合柏林的逻辑。此前的《45周年》，跟横扫各大奖项的女主且抢下一个奥斯卡提名的兰普林阿姨比起来，男主（几乎只得了柏林一个表演奖）肯定是要弱不少。同时发奖给两个主演，是证明了以演员为主的评审团的偏好。

一部影片两个奖，其实是默认的上限（2011年《一次别离》三个奖实属罕见），能收获两个奖，表明评委对影片相当认可；当然没有拿到其他的奖，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部影片是有缺憾的。

回到影片。

《地久天长》堪称王小帅的野心史诗之作。故事横跨改革开放四十年，把国企改制后工人命运，与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两个沉重的主题融合在家庭情节剧当中。

王景春和咏梅扮演的刘耀军、王丽云夫妇是影片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周围还有好友沈英明（徐程）、李海燕夫妇（艾丽娅），沈英明的妹妹沈茉莉（齐溪），以及张新建（赵燕国彰）和高美玉（李菁菁）夫妇，他们同在「包江制造厂」工作，算是「三个半」工人家庭。

影片的核心就在他们之间的「牵绊」上。

刘、王夫妇的儿子刘星，与沈、李夫妇的儿子浩浩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两家关系非常要好，也有片中合影为证。故事的核心冲突是刘星和浩浩一起玩耍时意外溺水而亡，而此前担任工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的李海燕为了工作，说服教育连拉带拽地让怀了二胎的王丽云去堕胎，因为手术期间大出血，王丽云丧失了生育能力。

主要的故事线是实打实的家庭情节剧，而且是典型的所谓「东亚苦情戏」的套路——

「一连串的不幸倾倒在主人公的身上」。

但更重要的是故事的辅线：国有大中型企业四十年的变迁。

影片的美术和服装非常用心，对年代感有着极好的还原。影片的两个主题「时间」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由这条辅线揭示出来。从八十年代初国企的欣欣向荣、工人的业余生活、流行歌曲、乃至「严打」、南下淘金，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下岗风潮（苦情戏必须的套路，要把下岗作为接连发生的人流-丧子之后的最终暴击），下岗工人自谋职业的全国流动，再到近些年全面商业化的地产经济。

这条线才是影片真正重要的故事，也是导演在花了很多力气去营造的，影片的「史诗」感也正是来源于此。

「国企」是背景或者空间，决定了人物属性，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则是时间的度量。

影片则采用了相对复杂的非线性结构——大致上保持了一个相对顺序的时间结构，但时间线上跳跃很多，大概有六段相对集中且彼此有明确时间跨度的故事，并且用层次较多的闪回在六段时间内反复穿插，制造了悬念并强化了情感。其实把时间线理顺了是特别典型的电视剧故事，不过通过剧作和剪辑把时间线搞得比较复杂，实现了较充分的电影化。

▲王源和导演王小帅在一起

当然影片最后半小时确实是可商榷的地方不少，首先是这半小时风格变化很大，不如前面那么精细节制。

而更重要的是结尾多重的和解（尤其是养子与刘、王夫妇的和解），是否可能或者是否有必要？

颁奖礼上面选的那段颁奖视频很说明问题：

为王景春和咏梅颁奖的时候，短片选择的是同一个影片片段——临近结尾时候，夫妻两人去给夭折的亲生儿子扫墓的那场戏，大概十几秒的视频两人一句台词都没有。

▲颁奖视频放了两遍的就是这场戏

不只一个外国记者感叹，如果影片结在这个地方会更好。

要指出一点是，影片既然在包头拍摄，原型也是包头钢铁厂，主要人物没有使用方言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大概是有市场考虑在里面。

另外关于片长，必须承认对于这个故事格局和「史诗」文体，三个小时的片长是必要的。

人物的命运需要时间来细细铺陈，而精巧的时间线也必须给与足够的时间来让观众体会。

结尾处两家人的命运正如两家人的居住空间一样，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时隔多年回到包头，当年的宿舍竟是极少数还没拆迁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就跟他们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分明就是在说他们的人生从丧子/下岗的那一刻就停滞了，这种巨大的悲剧感又被如今已经成了地产大亨的沈英明的豪宅营造的对比所强化。

而只有在这个时间停滞的国企职工宿舍里，浩浩才代替母亲做出了最终的忏悔。

我相信这是王小帅导演的态度，历史/变革中被剥夺被伤害的人，尽管他们沉默隐忍，但导演讲出了他们的故事。

【本文经授权发表于公众号「宇宙尽头的电影院」。】

《地久天长》开头有一个我一开始觉得极度突兀但后来却觉得颇有回味的段落。

作为死去的孩子的替代品的少年星星又一次离家出走，一夜之后杳无音讯。耀君与丽云苦苦寻找未果。暴雨之后，地势低洼的破旧房间底层被蓄积的雨水灌注。走进积水房间的丽云先是捡起夫妻二人与少年星星的合照端详了一番，之后另一张二人与死去的童年星星的合照又如此恰好地从橱柜下漂浮而出。

作为一个才刚刚开始观看影片不到半小时的观众——同时也是一个暂时将影片认定或预设为现实题材、现实风格的观众——我对这种刻意的处理感到万般困惑。

如微信群友吐槽的一般，假如前一张照片的端详还勉强可以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即境生情（身处找不到少年星星的困境），后一张照片完全是通过超现实的“念力”被强行吸附到故事中来的，被硬生生拉扯出来堆砌人物心理、设置时空呼应——这很难符合水作为一种柔性液态物质在日常生活影像中应有的运动规律。哪怕在人物情感上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粗暴地脑补），对于不少观众而言，这也是一种将编剧意志凌驾于人物并暴露于叙事视野中的下下策。

但后来，和影迷朋友交流中回忆起的一个片断让我对这种处理稍稍有了些理解，甚至开始有了一些（依然毫无意义的）解读欲望。

在进入房间之前，耀君丽云二人在起伏交错的小镇巷弄中寻找星星。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视觉上十分干硬、粗糙、单调的小镇空间显露出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朦胧，甚至在模糊中潜藏了绵长的空间层次感。耀君在穿过一个小道后躲进其中避雨——雨完全是将他“驱赶”至屋檐或路洞下，一抬头，隔着一段被雨水统治的露天小路，丽云也恰好在另一方檐下，茫然而笃定地捋去头发上的雨水。

这似乎是整部影片中少有的将空间纵深真正开拓出来的场景。一方面，二人在这场漫无边际的寻找中迷失，在雨水的漫延席卷中被逼退到狭窄的“洞穴”，隔着不过几米的距离，但目光却仿佛跨越了漫长的阻隔。另一方面，水是影片中反复触及（尽管并不自然并不有效）的物质载体。这两处避雨之地之间，又似乎不是雨水，而被注入了凝冻的时间。

假如对该段落作如此带有心理现实意味的理解，之后进入房间的情节安排似乎也不那么尴尬。

二人的奔走过程似乎不仅仅呈现了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浸透”，还表征着一种回忆时空的“侵蚀”。因而当水流入低洼之地时，他们步入的便不仅仅是一个“残破的老房子”，而是一个内在于记忆与心理的房间。他们不像好莱坞科幻大片中那般潜入记忆时空逆转未来，而只能穿着布鞋踩在一片狼藉的“浅滩”中，摭拾被“水”所吞没、所剥夺、所击碎的生活记忆。因而两张照片的浮现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主观世界叠化于自然现实的必然。

经过如此一轮想象补充，这基本可以算是我全片最喜欢的段落了。

然而，问题依然没有结束。无论如何，这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对一个孤立片段的一种可能的理解方式。而一种理解方式很多时候仅仅能作为对单薄的内容层面的拆解，却并不能撑起内容本身经过形式传递后的艺术效果——或者说，文本可以蕴藏的内容，并不必然地熔炼为电影的“内容”。

作为观众，我在观看时依然无法在影像呈递而出的当下去产生这种心理提炼的抽象过程。或者，假如追求影像此时此刻的“真实”效果也是一种观看的急功近利的话，我应该尝试着在看完后把这个段落放到整部影片的结构中来考察其地位，感知可能产生的时空流动。

然而，即便我平心静气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我依然没有办法让这一解读扩散发酵为一种时空流转中的情感魔术。于我而言，影片整体的架构便像是这一座悬浮着记忆碎片的空房间。在太多的部分，作为观众我没办法顺畅地在其中游荡，而只能接受创作者编剧意志支配下被潮水推向我的情节、情感与所谓的“世事变迁感”。而这些情节似乎更像是一种偶然拼凑结果却顺理成章的“必然”，在“偶然”到“必然”的跳跃之间，影片没有给出充足的论证。因而也使得这些看上去意味悠长的段落，仅仅成为可以咂摸的段落，无法翻新整部作品。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似乎还有空洞、茫然、无意义的瞬间，而我作为观众，却在本可荡气回肠的三个小时中被准确精致的“意义”所填满了。他们如此高频率地击中我，而我却没有时间对人物的情感产生有足够充沛自然的反应（除了演员卖力的表演发挥作用之外）。

我没有办法在少年星星下跪时被震撼，我没办法在多年后老友重逢时感动，我更没办法在大团圆结局时因为一通再次掐准时间点的重逢电话而感到欣慰；我也没办法在时空切换的定点上被配乐的重章叠句所感染，没办法在将空间压缩的镜头中将时代符号认同为扁平“符号”之外的生活，更没有办法在干硬的人物对话与特写中捕捉到人物之间的互动。

因为在进行更进一步的人物之间、时空之间的搭建之前，我甚至都没办法将他们认同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物，没办法将它们认定为可接纳的圆润的电影手法——他们本应作为王小帅口中“生活”的鲜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表意的工具。

假如这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从容编排累积的故事，我或许能够在他们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时产生近乎超验的共鸣，他们在狭窄中踽踽而行的存在或许可以填满这个意义匮乏亦欠缺生活实感的空间。

假如剧情的编排没有那么多同样突出的巧合，那么这两张照片或许可以作为整场空茫的时代图景中的一个确切的溢出点，我或许恰好可以在这个溢出点，定格人物静水深流的情绪，甚至测定创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及其创作位格。

假如每个人物都有更为完整的心理路径，更丰富的铺垫，都有足够琐碎且看似无意义的细节，而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连环载入的“情节”点与“行为”图示，我或许能够更接近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只能将演员的表演剥离开来成为一个可以褒奖却如薄冰一般的艺术断层。

但现在，我被指挥着跟随演员进入这个记忆幽浮的空房间，与此同时，我被排斥出了真实自在的故事情境。

这个房间太“空”了，以至于它那么容易就被“塞满”了，以至于这种满溢马上转化为一种新的“空”。而我作为观众，也只是一个无所适从的游魂罢了。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大家好，我是王小帅。《地久天长》正在全国点映，看到很多人对于影片的讨论甚至争议，我也很想加入进来，跟大家聊一聊。

创作初衷：《闯入者》之后，我就有了创作《地久天长》的想法。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从创作角度看，遇到这么多的起起伏伏是一件幸运的事。2015年，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我们面临社会转型，需要提高生产力，国家放开新的政策，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我才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老百姓生活在其中，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结构是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从大的时代跨度上来考虑的。还有一点，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时间去感受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命运的无常，有些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能一点点的变化，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一点是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出来的，也和我构思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很贴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着手创作《地久天长》。

拍摄制作：拍这样一部有很大时间跨度的影片，搭建场景和营造细节都花了很多精力。比如美术，要把多个时代的气氛展现出来，要恢复不同时代的道具陈设和环境。我们经历了一个慢慢恢复信心的过程。拍摄前我们查阅了大量八九十年代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拍的，极为触动内心，但现在回过头去，那种生动感是回不去的。这就是我说的一分为二的感受中的遗憾，以及为什么说是慢慢恢复信心。因为最初是有点胆怯和沮丧的。我一直主张大家，不管是哪个时代，一定要给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包括纪录片，多留空间，让它们能够生存，只有这样的作品拍出来了，再过多少年以后就又成过去，它们都将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为了把影片要求的生活化细节和年代感还原出来，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人在里面多住几天，摸摸墙，用一用那些老道具，让它变得有人气，像真的回到那个年代；甚至在筒子楼里烧煤球，生火做饭，这些炉子得真的能用，能点火，能通风，能走烟；炒菜锅都要真的刷几遍油，做几遍菜，哪怕是大部分都拍不到；演员的服装也是大量地做，大量的找。让一切都恢复到生活的细节里面，恢复到真实里面，给演员们营造出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气氛，剧组甚至任性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不惜几次南北大对调的转场。所以，整个剧组跟着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妻，经历了从包头到福建、再从福建回包头的人生大迁徙。我想给观众在银幕上呈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感。

面部特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把中年演员变年轻，减少20岁的样子，让观众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而这大量的后期工作也是要让观众越看不出来感受不到越好的，虽然这是在制作商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部分。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里，一个演员的一张脸，要让它变得年轻化，还得不影响他们画面上的质感，这个难度对于从没拍过科幻题材的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成了后期公司更大的难题，因为我的要求是以极大程度接近真实来要求的。这些演员的年龄跨度特别大，四十多岁的演员，五十岁的演员，扮演六十多岁的人，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极为重要。我们合作的是英国一个顶尖的特效化妆团队，根据每个演员进行倒模、做假皮。他们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不大不小的年龄感，把握的分寸感极佳。

创作主旨：我觉得好的创作都有其人文关怀的成分存在，有人关注底层的困苦生活，也有人关注奢靡的上流社会。对我而言，摄影机要对准寻常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艺术跟权力是天然背离的，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经常被景春和咏梅所饰演的人物所感动，这种宽恕与包容的能力与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慈悲。他们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从不表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和慈悲。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一个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还是在那么坚韧的生活着，依然抱着善意，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这样理想的寻常人比比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福报，把这种福报放到电影里很重要，让它扩散出去，让善意和宽爱去传播，而不是勾心斗角、谩骂诋毁。

剪辑过程：这个剧本是在最后阶段搭好现在的结构的，原本是按照时间线来的，庞大的结构，和小说、电视剧不同，受容量和语言特性所限，电影不能这样。进入剪辑阶段，就先由剪辑师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但不行。所以最终还是按照我在剧本上搭好的结构来剪。有些导演很厉害，不要剧本就拍电影。我就不行，这样太冒险了，制作成本上也控制不住。我还是要先做好剧本。电影里有很多地方做了时间上的空白，没有表现，我想用一种时间切片的方法去拍，所以这些时空的留白都是刻意的。叙事的线索是耀军和丽云的情绪，当然也是我的情感，不想用字幕去交代时间地点，我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我认为观众没必要去把这些东西搞得太清楚，就去看这段遭遇这段情感就可以了。

柏林得奖：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宣布景春和咏梅斩获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质量是好的，去电影节之前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它很突出的特点，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是好的，如果没有金熊，我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就是王景春，完全不是演戏，就是生活在里面。那么咏梅也是，大家说她演什么了？会得奖，恰恰就是她没有演，她就无怨无悔的守着这个家，随在命运里面、随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浑然天成的。

关于主角：说到景春，我们之前合作过《我11》，他的气质是很符合这个片子的，很容易融到故事的气氛中，因为角色对于年龄也有要求，大约四五十岁，演绎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他和咏梅很搭。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从来是很沉稳的。而咏梅很具备这样一种特质，你看她在得奖之后的沉稳，她特别适合这对夫妻的特质，让人心疼。景春和咏梅是我心中的普通中国人的样子。

他们俩在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跟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共性也很多，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遭遇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特别了解中国人，他们的父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包括自己和孩子，就在这个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生活着，这些是共性共情的东西，只需要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自己的认知拿出来放到里面就够了，不用太多刻意的塑造和扮演。在拍摄中，我们从外部给他们辅助，美术、道具、化妆、服装这些，我们做好，他们去到里面生活就可以了。观众所看到的真实感，是整个团队共同塑造出来的，那种无痕迹的、隐忍的，没有那些外在表现的表演，更为深沉和宏大。

市场预期：我对电影节和市场都没有过多思考，就是自己努力要做好片子。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中国观众最能接受的，我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共鸣。我们从导摄、美术、服装、道具、特效这些方面，都竭尽所要表达的这个时空里的极致，包括演员也是，剩下的两分其实就是它毕竟还是电影，它不会真正回到过去。我认为，现在很多情感和大家所处的这个环境、时代都是共通的，去年到现在，《小偷家族》、《绿皮书》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觉得不会有好成绩的电影，收获都很不错。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抱着乐观和希望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变化，拥有自己的市场空间。

豆瓣朋友们，观影结束后希望你们能留下你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来和我一起聊聊《地久天长》。

2月16日晚，王景春和咏梅共同凭借《地久天长》获得第69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演员奖。这两个几乎让观众记不住名字的中年演员凭借着深厚的积累和敏锐的情感共情能力，几乎完美的塑造了一对“最普通的普通夫妻”，也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这部电影讲述了刘耀军和沈英明两家人的羁绊，两家的儿子刘星（星星）和沈浩（浩浩）在野外嬉戏的时候，星星因意外身亡，此事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刘耀军夫妇远赴南方，多年后，两家人再次相聚。在电影的三小时中，虽然纵跨南北，囊括了知青返乡、严打、计划生育、工厂工人下岗、南下打工、房地产的兴盛等时代事件，塑造了悲情家庭的生活截面，但最终的事件和情感落脚点，还是“隐忍”“原谅”“大团圆”，缺少必要的反思和事件对当事人人性层面的转变。与其说《地久天长》有着宏大叙事，不如说它只是一次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事件的对位。

这是一部完全依托于演员精湛演技忽略了导演技法的电影。除了无可挑剔的表情和具有时代感的道具，你看不到影像变革，也没有环境塑造。演员在每一个布景之间表演，几乎没有与空间的互动。观众看到的是演员被放大的细节表演，是一对一的精准情绪传达。非线性叙事不仅弥补了人物情感上的不连贯，回避了时代伤痛的最直接反应，也让表演而非导演技法主导了叙事。

首先是刘耀军与王丽云两个角色的高度一致。面对人生最大的悲剧，两个人没有互相指责，没有失控，没有歇斯底里。在两人独处的时间也没有任何对事故的怨恨。所有的发力点只是耀军挥到墙上的拳头，甚至连出轨也不是耀军的主动选择。悲痛让人失语，但不是让两个相依为命的人不能交流。他们是没有自主性的理想化的共同体。

在耀军的父亲角色上，王景春的优秀演技掩盖了角色塑造上的不足，将人物内心的悲痛和愤怒化为抽烟、沉默、欲言又止等观众能够直观体会到的外部动作。但我们很难在文本层面看到这个人物完整的人物弧光，从计划生育时期的愤怒到痛失爱子的绝望，再到告别故土南下打工的麻木，所有的情感都缺乏有逻辑的诠释和释放，直到被迫完成“大团圆”式的结局，王耀军始终停留在茉莉来做客一场戏中“都挺好的，都挺好的”的状态，也始终只是一个“好人”。

当一部电影作品表现最大的苦难最多的悲情的时候，最高的形式是掩饰悲伤，维持体面，继续生活。《地久天长》中则将失去孩子作为了先于一切的前提，所有人物需时时刻刻以此为首要生存原则，他们不被允许重新开始新生活，不被允许再带着欢乐的活下去，不能重新融入社会，不能绝口不提往事，甚至故作欢颜都是错的，也就难以避免人物状态的单一。

影片中的“孩子”也因篇幅所限变成了一个符号般的存在。缺少家庭间的互动，父子母子的情感铺垫，使得电影变为了对孩子这一概念的失去，而非与真实人物的永别，关于其过往共同生活细节的回忆尤为干涩。沈英明拿着菜刀过来想要以命抵命纵然增加了戏剧张力，却绝非袒护孩子的父母的正常行为，更像是内疚之下的一层表演。

齐溪饰演的茉莉，这是一个从外部观看的视角，类似于“剧中的观众”角色，她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但在影片后半段，茉莉又反而取代丽云的女主地位，开始参与情节推进。却是“无效的”推动。影片中，茉莉本该起到沟通两个家庭的作用，由她的重新出现让本来已经失联的两个家庭重新取得联系，是冰释前嫌的纽带。但在之后的返乡情节中观众很快知道，两家重新沟通的契机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茉莉这个角色怀孕赎罪，给失独夫妻造成隔阂，最后又通过视频电话制造小小的紧张感，除了狗血之外，没有任何推进作用。

茉莉角色的另一个作用是导致了丽云的试图自杀，将这一对“为彼此活着的夫妻”进一步推下深渊。片中耀军有句台词是：“用丽云的话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无疑丽云的自杀是导演为了弥补影片后半段的拖沓和情绪单一设计的强转折。

在茉莉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个角色的成长轨迹，也没有她对整个事件始终坚持的态度，她是导演呼之即来的矛盾冲突，也是喝之即去的小小插曲。

养子星星的角色也欠缺更深层的展现。失独家庭领养与自己孩子长相相像的孤儿并取了同样的名字，这个孩子所要背负的情感和夫妻需要面对的自我欺骗，都不是片中叛逆、离家出走所能展现的。影片的最后，养子归来，却省略了这其中最复杂的情感转变，将感动观众视为最大的行为意义。

三对家庭中的新建和美玉，除了作为表现时代特征的存在，与耀军家庭和失孤事件完全无法构成关联，于是在影片结尾只能作为凑数式的团圆出现。他就像是《青红》中穿着格纹喇叭裤跳舞的秦昊的串场，为了导演个人的记忆而被添加到其中。

在种种角色行为中，《地久天长》还掩盖了剧本内核的懦弱。

首先是养子不被允许的叛逆。

带着奇装异服摩托车党呼啸而来吃一盆西瓜，与养父母愤然决裂不忘下跪告别，成年的领悟是接受父母不顾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依然叫自己“星星”。导演控制着每个人物不许拥有丰沛的本能的感情，其实也是一种“不敢”。不敢让偶像明星自毁形象，不敢让矛盾升级流露出恶，也不敢在大团圆之外做出另外一种更符合人性的选择。

海燕临终前对丽云说：“我们有钱了，可以生了。”没有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没有对自己毕生工作意义的质疑，只用一句逻辑极其不对应的台词赎罪。甚至，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主任，真的会有这样的愧疚吗？这个忏悔最深的角色，让观众感知到的，是最不成立的闪烁其词的含混。

三小时的片长中浩浩的真相被导演作为最大的“包袱”放置在影片最后。这是让两家人分崩离析的真相，也是让海燕和浩浩一生不得安宁的愧疚，然而向观众揭示的，只是一个没有理由不被原谅的“推了一把”的孩童行为。浩浩在此处的台词是：“我内心长了一棵树，我快被它撑破了”，所以乞求原谅仅仅是因为内心无法承受，而非想要赎罪。在这份“无法承受”的背后，是殷实美满的家庭，是觥筹交错的饭局，是坐拥房产随手选一套相送的“大方”。这些，都没有任何赎罪。

耀军和丽云回应：“说出来就好了”，他们甚至不能选择憎恨，不能怪罪年幼的孩子，不能怨恨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事，甚至不能痛哭失声大吵大闹，因为这是导演理解的“那一带人的隐忍”。

《地久天长》呈现给观众的，是对时代意义模糊遮遮掩掩的批判，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站出来反思、赎罪。

唯有沉默和原谅，才能地久天长。《地久天长》想要打动观众的是真实，然而片中的这群人物，又最不真实。

然而还是打了四星…原因见短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