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凤凰网娱乐】

   《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无疑是今年最为出色的影片之一，质朴的影像之下覆盖的是深刻广大的主题，阿哈斯法哈蒂用伊朗社会肌理中一个小口子，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真实而又略带无奈的伊朗社会。
 
    伊朗这个国度的文化在极多地方是背西方普世认同之道而驰的，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太多的偏见和太多的不理解，而在西方文化席卷全球之时，来至伊朗的声音却寥寥无几，幸运的是，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去了解一个文化或一个社会，《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作为一部电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艺术性上，同时也在于其在文化沟通上的贡献。这部只有区区三十万美元成本的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比那些纸醉金迷的大片带来的东西多的又岂止是百倍。
 
    这部朴素的电影里所呈现伊朗社会比西方媒体描绘的伊朗社会更加的真实和贴近生活，没有满目的暴力和混乱，也没有各种加之以邪恶的字眼，我们所看到的是真实朴素的伊朗，简单但是又充满各种似曾相识的矛盾。整部影片以家庭矛盾展开，看似平凡琐碎实则深刻多样，这个小小的矛盾所延伸出的内容是庞大的，由此家庭矛盾引申出了宗教与人的矛盾，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信仰的矛盾，现实的矛盾等等诸多问题，而这些所构建的，正是一个完整的伊朗社会。
 
    影片的切入点极小，而这个平凡小口子却深刻的扎进了伊朗社会的肌理脉络之中，不同的矛盾应运而生，第一个最显著的是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两个家庭，两个阶层，纳德家庭所代表的是伊朗的精英阶层，夫妻都有汽车，体面的工作，有出国移民的条件；而瑞茨所代表的是伊朗下层的劳动人民，家庭负债，孕期仍外出工作，他们输得一无所有。两个家庭因为瑞茨的一次意外流产而陷入了对簿公堂的泥沼，大家都有错，大家都在撒谎，强烈的对立与和解的困难以起伏不断的剧情来承载，电影的张力收放自如，也足以牵住观众的眼球，而最重要的两个家庭因此而起的争端非常完整而深刻的揭示了一次分离：伊朗不同社会阶层的分离。而在第一个矛盾的表现中，第二个矛盾也应运而生，这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影片在很多地方涉及到：如瑞茨在照顾纳德父亲时所犹豫的宗教禁忌、在最后双方和解过程瑞茨对宗教教义极端的顾忌等等，一方面人们对于宗教教义强烈顾忌，一方面是现实与教义之间的冲突而造成人们抉择的困难，暗含的强烈矛盾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度，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于人的束缚与人对束缚的暗涌挣扎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至少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的是，伊朗仍旧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在这个国度，宗教既道德，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人对于这个的理解存在偏差，而我们仅仅需要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电影之中瑞茨最后的挣扎的对象不仅仅只是信仰，还有现实、家庭与责任，瑞茨的挣扎也算是一次完整深刻的分离，这便是现实与信仰的分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纳德因为女儿是否出国的事与妻子争辩最后陷入婚姻破裂的境地，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纳德痴呆的父亲在伊朗无人照顾，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家庭责任与自身的解放与选择格格不入，片中的女性都是伊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既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也要束缚与宗教与道德，不论是西敏还是瑞茨，都背负着重重负担，相对于两人丈夫之间的直接针锋相对，西敏与瑞茨承受的东西要比他们多的多，对于瑞茨而言，是现实、家庭、与信仰的压力，对于西敏而言，是家庭责任与自我选择的压力，她们才是整个事件中的最大受害者，而纳德的女儿，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承受了本不是她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各种压力，而她所收获的，正是残酷的成长，她的选择对她自身而言本身就是一次分离，这个分离其实就是是人成长的两个阶段血淋淋的分离。最后在片尾处两个家庭第二代之间充满复杂情感的对视，也终究注定了这两个社会阶层分离的不可挽回性，阿哈斯对这个镜头的安排颇具深意。本片对于这几个角色的刻画非常的细腻，导演阿哈斯法哈蒂成功的把握住了影片的平衡，像手术刀一样冷静精确的划开伊朗社会的肌理与脉络，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另外电影对于谎言的处理也非常巧妙，类似于罗生门式的剧情安排巧妙的塑造起整部电影的骨骼，以或明或暗的矛盾填之以血肉，使得整部片子饱满充实，剧力十足。其实两个当事人对部分事实的掩埋本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这些本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谎言一步一步把事态往严重方向推进，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引发各种矛盾的爆发，使整部电影充满张力。此片不仅在文化内核上充满力度，其精致巧妙的故事架构、手持摄影风格与利落巧妙的对白也是整部片子的亮点，从整体上来看，此片几近完美。以区区三十万美元的小成本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的电影，导演阿哈斯法哈蒂功不可没，一尊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或许是对他最好的奖励吧。
 
     影片末尾，纳德与西敏最终走向别离，他们的分离又岂止是两个人之间的分离呢，里面隐含了伊朗社会太多沉重的东西。影片最后没有给出特梅的选择是明智之举，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最为适合这部片子的内核，最后的配乐也是唯一的配乐，音乐响起，纳德与西敏在狭窄拥挤的通道里无言以对。
 
     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了。
                                                                                           2012.2

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好评度最高的影片。很难想像这是一部成本不到30万美元、N多禁忌不能拍、经历层层审查后的伊朗电影所取得的成就。
故事讲述两个伊朗普通家庭的一场官司纠葛。两个家庭中，一个是代表精英阶层的中产阶级，一个是代表普通劳众的平民阶级，这正是伊朗社会的典型代表（也通过女儿Termeh背诵的伊朗历史点出）。4个中年人，其实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但生活阅历、教育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面对一场意外的悲剧时，形成了两败俱伤的无解局面。导演以客观的视角，不对任何角色赋予褒贬色彩，而用手持摄影机真实记录事件经过。片名中的“分离”（separation）表面上指男女主角的分居和离婚，寓意则是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裂痕。这类似于《撞车》（crash）。
如果说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话，本片更大的贡献则是反映了很多伊朗社会独有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伊斯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困苦的Razieh是里面最虔诚的教徒，从打电话咨询为陌生老人换裤子的禁忌，到每次出门或遇到陌生男子下意识的裹头巾，直到最后因为怕遭报应而不敢对古兰经发誓，她最大限度的恪守着宗教习俗。可以说她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是有依靠的，虽然这种信仰可能会为她带来种种不便乃至厄运（她甚至说过死了小孩还是其次，关键的是自己被诬陷偷钱，这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而受过更多教育的Nader则有着更多的理性判断和法律意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他选择了撒谎而自保，尽管这在伊斯兰教中是重罪。这使他显得圆滑，但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他一直不肯认罪或私了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对方的指控充满漏洞，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一推真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事实上，如果再联系到Simin和Houjat，可以发现女性的宗教意识更强，男性则更加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最后女儿Termeh的决定可以说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同样的，导演对此不置可否。
顺便说一句，如果伊朗的劳苦大众真的如片中那样信仰坚定，那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可怕的。在极权主义当道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宗教狂热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片中所有演员都表现极佳。四个主角就不说了，其它像什么老年痴呆的父亲，调皮捣蛋的小萝莉，都是亮点。所以他们以团体的形式分获了柏林影帝影后。饰演Termeh的演员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前面一直不温不火，但最后法庭上当场飙泪——原来也是演技派啊。

<一次别离>（伊朗式分居）属于那种伟大电影。故事平平却拍的惊心动魄，取景简单，人物简单，却剪辑的行云流水。

对于电影而言，善恶分明的故事，电影中有好人有坏人，有非常强烈的善恶冲突，最后无论是大团圆式的惩恶扬善，还是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式的无奈结尾。都会比较好看，比较精彩，但也没什么内涵，不需要什么技巧，有一套成熟的公式，这是下等导演做的事---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娱乐电影都是如此。

电影中都是好人，但好人和好人之间因为误会因为各自坚持不同的『善』而产生善与善之间的性格或者宗教冲突，结果好人互相伤害两败俱伤，这样的导演算是高手，像《巴别塔》像《单车窃贼》像《桂河大桥》。

电影中的人，都不怎么好，但也不是坏人，他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冲突，甚至有着共同的宗教，但矛盾就如生活一样自然而然发生了，自然而然升级，并且无法解决。这样的导演，是大师，一百年出一次。像《一次别离》。

最终一次别离变成了永久别离--离婚。在简陋的，人来人往的法院大楼里，西敏和纳德的感情到了尽头。尽管他们十五岁的女儿和所有即将家庭破碎的孩子一样，希望大人们重归于好，生活复归正常，但这个愿望落空了。面对她的是艰难的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在她的泪水中，电影平静的结束了，止于当止，前面100多分钟的高潮迭起，惊心动魄，也不过是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日常生活。这种流畅成熟的技术，来自西方，但故事的精神内核，来自东方，来自伊朗。

恐怕每个看过这电影的人，都会对伊斯兰教徒虔诚的宗教信仰打动，无论贫苦与中产，都不愿撒谎，不想撒谎，哪怕门外就是债主，哪怕明天就要被『法律』判断，无情的拉去坐牢，也不能背叛真主，不能撒谎。看到这一层，这部电影看懂了一半，已经足以打动人心。

这电影更深的一层，在于人在制度下的抗争，宗教是制度（norm，范式）法律是制度，所有的事件，冲突，是人与人之间，但根本是人与制度之间。
如果伊朗不是一个女性无地位的国家，西敏不会千方百计想移民，如果法律真的公正公平，瑞茨老公不会变成『秋菊男』，生活不会到过不下去、无法收拾，后面的冲突都不会发生。或者如果再坏一点，像中国一样坏，像朝鲜一样坏，纳德也会千方百计离开。但并不是，只是温水青蛙。

电影开头的五分钟，为准备离婚，繁复的文件复印，和调查员的问答，已经像一束强光，穿透了故事的前半部分，紧紧抓住观众。看完这几句对答，我就崩溃了。
西敏：给我个留在国内的理由
纳德：我可以给你一千个
西敏：随便说一个
纳德：我父亲
西敏：他有老年痴呆症，已经认不出你是他儿子了，你在不在都他都无意义。
纳德：你怎么这么说话，但我知道他是我父亲。

。。。。
西敏：那你就不关心女儿的未来吗？
纳德：你怎么扯到女儿身上去了
法官：照你这么说这个国家的孩子都没有未来吗？
西敏：作为一个母亲，我不愿她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
法官：怎样的环境？
西敏不说话了。这是个『天问』。

这段对话已经把整个故事说完了 ，它概括了这场电影中所有的悲剧，风暴的中心。

西敏和纳德是伊朗典型的中产，他们有坐落在中产地区的大房子，有两辆车，一个读书的女儿。原本是西敏照顾家庭孩子，纳德在外工作养家。他们俩堪称门当户对，西敏家也在中产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样子，家境不错。纳德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父亲。除此之外，生活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的进行着。他们不是社会的下层，照理不该对制度有任何不满。

他们夫妻一起生活了十四年，因为这件事缘分走到尽头，从西敏的描述中看得出，当初纳德是同意移民的，最后又打了退堂，依他的性格，可能他觉得西敏根本办不成移民，所以他无可无不可，如果不是这件事，二人性格的矛盾一辈子都不会暴露出来---其实好多夫妻不都是这样过了一生吗？觉得自己挺适合对方，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彼此又能求同存异。所谓的日久见人心其实是指二人一起经历生活的起伏，生活如果一潭死水般安静，一辈子也就过去了，走过生活风暴而仍未分开的夫妇才能说功德圆满。而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分别在于是否会制造种种麻烦考验夫妻感情---而人都是经不起试探的。


二人的争吵中纳德骂西敏，你就是这样，遇到事情要么选择投降要嘛选择逃避，你从来不面对。

纳德自以为自己在面对问题，但西敏面对的是更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她很了解伊朗这个社会，比男人更了解，这个社会下，女人要戴头巾出门，没有任何发言权，做什么都要征得丈夫的同意，同性恋会被绞死。对此她无能为力，选择离开，尽力让下一代生活在别的地方。男人某种程度上却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内心大概是认同这个制度的---这才是他们走向婚姻尽头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其它。

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是文明世界里的中产阶级，贫民阶级，用信仰拷问自己良知的情形，瑞茨夫人内心的煎熬和最后的坚持（宁可身败名裂，宁可家庭再次陷入财务危机也不愿发誓，她担心真主降祸给她女儿）纳德女儿的家庭教师去法院改口供，纳德本人也多次冒着坐牢风险不再隐瞒女儿真相--但女儿为了维护家庭，为了让父母重新在一起选择了撒谎，并在撒谎之后痛哭。这个题材的高明之处在于『正义』在所有人面前都是暧昧不明的，左右为难的，和桑德尔讲的『正义：该如何选择才好』一样，这些困境是无解的。

看似取景简单，其实细节处见功力，这部电影一句话也没交代伊朗的现状，我们仍可从匆匆一瞥中看到整个故事发生的主因。无处不在的台式风扇，法院大楼里各种各样的囚犯，贫民区的一个鸟瞰图，一闪而过的骑着电动车载着很高很高货物的小贩。都可以瞥见伊朗这个国家的现实。对于一个对伊朗一无所知的人，我们可以从这部电影中窥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一切尘埃落定，纳德和西敏终于可以离婚，而女儿不得不独自面对破碎已成事实的家庭，选择跟着爸爸还是妈妈，这是非常残忍的，连导演也没有给出答案。导演对东方国家里压抑的情感，拿捏的也很到位，一切没有补白的故事，我们可以自己补白，看完最后的字幕，我想像他们的恋爱，结婚，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快乐。关于纳德和西敏的过去，导演说的很少，只是借女儿的口说，妈妈不会离开我们，我看到她准备留下，她已经带了行李来。但纳德并没有道歉，他固执己见，西敏失望的离开，一面开车，一面流着眼泪，对老年痴呆的公公说：他甚至没有挽留一下我。这是个失望至极的女人，到此时我们已经可以预知，分居走向离婚是不可避免，她的伤心来自纳德的不挽留，不道歉，而纳德的不挽留不道歉，一大部分来自整个男权至上社会从小给他的影响。

正如我在第一段说的，伟大电影即是如此，每个人都善良，真诚，每个人都是好人。但一堆好人凑在一起阴差阳错的演了一出悲剧。看似阴差阳错，其实一切都是一只无形的大手造成，命运早由他定。一切不可避免，无法挽回。

《一次别离》是由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蕾拉·哈塔米、佩曼·莫阿迪、萨蕾·巴亚特等人主演的剧情片。于2011年2月15日德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
由于伊朗的社会背景和宗教历史，他们的电影大部分都没有繁复的情节设定，看似简单却有着强烈的人文意味。平淡和纯粹是伊朗电影的主题，《一次别离》就是将这两点发挥到极致的电影。
西敏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离开伊朗，可纳德还有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两人闹上了法庭。纳德不得不雇佣女工瑞茨照顾父亲，可瑞茨却对父亲疏于照顾，更将他绑在床头，愤怒之下，纳德将瑞茨推出了门外，却意外引起瑞茨流产。因为这次的意外，瑞茨一家和西敏一家纠缠在一起。
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电影揭示了伊朗的教育、宗教、阶级、性别等等问题，甚至探究到了人性深处。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对人性的剖析，信仰的刻画，让人忍不住叫好。想必这也是它席卷了国际电影市场，并获得了一连串的褒奖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