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捉弄

女主太美，男主蠢萌。最后三分钟之前都觉得他们不会在一起，原配男友女友啥都没做错，就无辜地成了炮灰。。。虽然影片大量地描写了男女主角之间如何性格相投有共同的音乐爱好，可是一开头男主角和正牌女友的互动也是各种深情甜蜜，两个女人势均力敌，并没有高下立见的感觉。作为观众我找不出男主角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美女抛弃未婚妻的理由，特别是未婚妻也是美女一枚。男主角大概也是这么觉得，因此并没能果断作出离开女朋友的决定，而是在犹疑不决中返回了莫斯科。如果Nadja没有追到莫斯科去，我猜他还会按原计划和女友订婚。嗯，谁来争就跟谁走，软弱的男人呀。
       可能是为了增加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有些台词我感觉有些过，太夸张了些。全片（我认为）最动人心魄的一句台词是借炮灰男友的口说出的，大概是“In such a short time you can destroy the past, but you cannot build a future”。在当时的情境中简直振聋发聩，给两个心绪浮动的人浇下一盆冷水。该金句适用于人生中每个面临意外和选择的时刻，回到正轨，握住已有的一切，求一个安稳平实，还是拥抱新的可能性，并承担相伴的风险。对此千古难题，正解大概是，选哪样都好，只是别纠结。影片里的男女主角似乎倒真的没怎么纠结就做好了决定，很好奇他们今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后悔这个选择。

 补贴个去年年底写的：
  
    推荐在俄罗斯四十年来不衰的《命运的捉弄》，以纪念刚于11月30日离世的此片导演，俄罗斯“悲喜剧”电影大师埃利达尔·梁赞诺夫 （Eldar Ryaz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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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城市，一模一样的地址，新年前夜男人误闯女人的房间——狗血误会连环而有情人终成眷属。 “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城市，却感觉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这句神似文青旅行呓语的片中男主角台词，裹挟着一段前苏联集体记忆遗产的秘密。熟悉“筒子楼”的中国人，对其来源——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批量建设、千“楼”一面，俗称“赫鲁晓夫楼”的公寓，并不会陌生。片中的黑色幽默始于一个醉酒男人对分处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雷同公寓空间内的“迷失”与“错认”。这是个空间的寓言。地址不再独有，“家”的定义难以原装，个体不得其所。好事者大概不仅会对中苏“哥俩好”浮想联翩，还能借此批判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媚俗：所谓的“复制”隐喻，既指建筑，又指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制度链条与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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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也成为叙事本身。梁赞诺夫用平行剪辑体现两个女人分别在两地的相仿公寓等待跨年：一个等到不速之客从天而降；另一个却不见郎归。加之着重在列宁格勒公寓内近乎封闭式空间叙事的流动运镜段落，观众被赋予一种在相同结构、相异陈设的两组孪生场景间情不自禁“找茬儿”的游戏式冲动。此片丰富的场面调度使空间成为陈列日常生活的微观博物馆，譬如穿衣镜的划痕、镂空画框及年代款式的水龙头。男主角以意外闯入者之身，带领我们探秘那个曾奉集体之名建设的乌托邦一处最庸常的私人生活空间。
    最后一点题外话：影片中男女主角歪打正着地相识在号称是位于列宁格勒的公寓，其真正的拍摄地则位于莫斯科的维尔纳茨基大街113号——戏里戏外的双重空间倒置大概也是梁赞诺夫式幽默的另一种歪打正着吧。

 

一、苏联喜剧是一杯绵长的热茶
我接触到的第一部苏联电影是初中时在电影频道佳片有约看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记得当时看到以卡佳抱着女儿出院为结尾的上半部结束后，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童年时对苏联电影第一个印象就是【巨长】，长得就像他们如火车般长的名字那样：原来一部完整的电影是可以分成上部和下部的，苏联人完全是在以超过普通电影两倍的长度，以及慢别人两倍的讲故事速度在拍电影，这种精雕细琢的精神可歌可泣，同时也让电影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槽点。

真正开始对苏联喜剧产生兴趣是因为我的老毛子文化引导人熊猫学长对喜剧教父梁赞诺夫的推荐。爱情三部曲中已经完食了《办公室的故事》和《命运的捉弄》两部。当我开玩笑跟熊猫说：苏联人的性子真的不是一般的慢，当一部长度三小时的电影演到80分钟时，唯唯诺诺的男主角才问女主角你叫什么名字？这个点要是放到弹幕视频网站一定会被争相吐槽的吧？熊猫很冷静地高端黑了一回：哦，不会被吐槽的，因为根本不会有年轻人耐心看完这个电影吧=。=

玩笑归玩笑，近年来放眼世界，除了科幻灾难，战争史诗，装逼文艺类电影能花费大量时间谋杀观众脑细胞外，真的很少看到扎根于现实生活题材，真正引发社会人共鸣的超长剧情片。这不禁让人感叹，3小时的喜剧片兴许只能永远存在于七八十年代美好的苏联，存在于大家互称”同志“的社交环境，存在于人文关怀并不会显得酸溜溜的年代。不能否认的是，老一辈苏联电影工作者质朴的创作思路和直白、简单的表达方式非常可贵。

如果让小时候的我来总结《莫斯科》，几乎不动脑筋就能判定这是个社会悲情片：一个妙龄少女高考落榜成了工厂女工，被电视台花心摄像师勾引，怀孕后又被始乱终弃，最终成了独立抚养女儿长大的女强人。怎么想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女性悲剧。小时候的烂木头是有点太过悲观，也太注重故事本身了。长大后的烂木头重新把这部鸿篇巨制翻出来看了一遍，着眼点从卡佳的不幸遭遇和柳德米拉的荒诞人生扩散到电影本身的表现手法上，方才品出苏联电影崇尚百折不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剧味儿。

二、苏联喜剧的独特治愈能力
对苏联电影的第二眼印象是【亲切】，这种感觉是看完《办公室的故事》后产生的。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刚好看完一部以苏联解体前的罗马尼亚为背景的堕胎题材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很少在一部洋电影里看见似曾相识的东西，感情上更偏亚洲。在80年代的前苏联有着钢板床、半导体、小鱼缸、热水瓶，单薄稀缺的物资，高档吃食唯有靠走私货；伴随着物质稀缺的还是压抑的两性关系、站在弱处的女性。虽然是一部题材沉重的电影，当影片开头女主角为了帮助好友堕胎而游走在各个倒卖进口食物、饮料、化妆品的寝室的一连串镜头后，烂木头不禁感叹：这不是以前的中国么？经历过同样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历史时期的我们其实对苏联电影以及苏联背景电影中展现的生活现象，是能够感同身受的，甚至能产生很强的认同感与亲历感。如果说《四月三周两天》是以一个极小的切入口，一个小概率极品事件来折射社会弊病，略带消极了一些，那《办公室的故事》则是一部浓缩了70年代苏联工薪阶级社会百态，主色调积极向上却也不忘体恤社会人艰辛生活的艺术精品。

在这部大众路线的纯正喜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官僚的事业单位、爱捕风捉影的小社员、老大难的女长官、上班磨洋工的女秘书、爱偷窥漂亮姑娘的咸湿公务员大叔、道貌岸然翻脸不认人的势力鬼、想升官必须拉拢局长的马屁意识、有人生孩子必须人人凑份子钱的制度，以及小人物主人公对以上各类牛鬼蛇神的神吐槽。可以说这是一面反映苏联办公室文化的七色棱镜，放到烂木头眼里居然又成了：这不也正是中国么？同样的素材和人物叠加在一起，拍出一部如泣如诉的主旋律电影也是有可能的吧？可即便有那些”如果真的存在在我身边还真的蛮讨厌“的角色以及国家机关是社会大染缸的背景构架，却也并不能掩盖导演赋予电影的豁达基调。这也正是我佩服梁赞诺夫的地方：以社会环境来做坚实的创作土壤，真实还原生活中小人物略带悲剧的命运，却能通过滑稽机智的对话，出乎意料的情节发展，让原本针尖对麦芒的一对主人公化敌为友，甚至谱成恋曲，从而用幽默元素淡化了电影中彰显的种种人际关系矛盾，也从唯唯诺诺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到了性格上的珍贵之处。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艺术就是取之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存在。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喜剧电影是不能单纯与搞笑画上等号的，脱离生活，最后没能给予观众正向引导的喜剧只能算是段子的合成体。

三、小人物的电影世界
就好像宝莱坞歌舞有宝莱坞的”1个故事，2个主角，3段歌舞“的固定模式一样。苏联喜剧也有着它的讨喜路线，那就是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讲故事。在《办公室》中扮演最终征服女局长的小公务员的安德烈米亚科夫活脱脱就是一个苏联版的葛优，在梁赞诺夫的另一部喜剧片《命运的捉弄》里同样扮演了一个性格呆头呆脑的老实人，外科医生热尼亚。在整体观感上，我本人实际上会更偏爱《办公室》一些，多人物之间的嬉笑怒骂让影片富有乐趣也更有热闹，而《命运》则多了一丝苦涩之味：一次不合时宜的醉酒让本来要飞往莫斯科的他乘错了飞机，来到了列宁格勒。巧的是，在这里竟然存在着一条和卢卡申本来要去的地址完全相同的地点，在迷迷糊糊之中，他展开了陌生女郎娜佳上错花轿嫁对郎的神奇姻缘。

在看到故事梗概的时候我理所当然的把它想象成了一部纯喜剧，又是阴差阳错的男女关系，又是因为种种误会而展开的欢喜冤家故事，这显然会是梁赞诺夫的拿手好戏，可以说闭着眼睛拍也能拍出花儿来。我几乎就能想象出在具备了喜剧矛盾的前提下，影片所展现出的鸡飞狗跳的欢乐效果。实际上这部电影的成熟度相当高，是一部不能从表面就判断为喜剧的喜剧。与《办公室》那种108将，将将都是可爱奇葩的人海战术比，《办公室》的主要人物只有大年夜意外共处一室的热尼亚与娜佳，以及他们原本分别的恋人，主要场景也仅仅在室内；缺乏支线以及其他彩蛋，单单依靠两位主演在有限空间中耍嘴皮子是十分考验导演功力和编剧剧本的，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这难道是密室推理剧么？

进错房，上错床的创意放在今天看可能一点都不稀奇，我们甚至连男女灵魂上错身的老梗都看过好多遍了，而《命运的捉弄》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浪漫的闹剧完全和当时前苏联的城市规划有关，几乎每一个苏联城市都有着相同的路段名称以及标准的公寓外形，过去当一个外乡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会感到寂寞，失落，因为他身边一切的东西都不相同：建筑，街道，以及生命本身；但后来这种情况改变了，当你外出办公时，相似的城市规划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国家的建设者把苏联人民的生活套进了具有标准尺度的框框里，就好像电影开头的彩色动画一样，房子都是相同的房子。在标准苏联公寓中遭遇“不标准”的爱情是整部电影的泉眼。

这部完成于1975年的电影是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虽然在受欢迎程度上似乎没有其他两部来得高，或许是因为不够娱乐不够讨喜的原因，却是我个人认为梁赞诺夫十分走心的一部电影。大凡喜剧电影，你总能从开场10分钟内就看到谁和谁在片尾能喜结连理，并为他们的结合感到顺理成章。但《命运的捉弄》恰恰不是这样，男女主人公没有电光火石地一见钟情，而自认为是各自生活的失败者。男主人公热尼亚善良，热爱弹吉他唱歌，有着一个比他机灵好多的女朋友戈雅，他把戈雅奉为找寻了好多年的女神，并在前一个小时的电影中不停唠叨着她的重要性；女主角娜佳不急不慢地登场，这位知性优雅的女王范姐姐芳龄35岁，有过一次不和谐的婚姻，目前正和一只身材高大的壮硕男子伊波利特约会。两个人从机关枪论战一直到互相体恤，在电影的大版篇幅里展现的都是发乎情止于礼的成年人操守，而直到双方都被小心眼的恋人误会后，才逐渐敞开心扉，彼此吸引，最后吻到了一起。

这个让国内导演也许1个半小时就能讲完的故事，梁赞诺夫活活拍了3个小时。当他们好不容易有了好感，我们以为电影要结束时，又让他们突然起了冲突；当热尼亚好不容易强吻了娜佳时，又让元男友伊波利特几次过来插足，看得观众好不着急；当我们熬过好几个白雪皑皑的街景和火车站镜头拼凑的MV后，娜佳才终于从列宁格勒飞到了莫斯科另一个第三区25号12号公寓，和热尼亚拥抱在一起，上演了《论荒谬异地恋的可能性》和《每一位高龄女王都需要一枚弱气小受》。

实际上我不禁会问，一次歪打正着的旅行真的可以促成一对知心爱人么？那不小心就在大年夜被放了鸽子的元女神戈雅，和一次次被气得脸色发绿最后甚至神志不清穿着毛大衣在浴室里冲凉的伊波利特又算怎么回事？命运捉弄的不仅仅是热尼亚和娜佳这对重获幸福的小伉俪，实际上也捉弄了从舞台中央不知怎地就转成路人了的戈雅和伊波利特。很少有大团圆的爱情喜剧在我眼里显得那么尴尬，梁赞诺夫或许是预见到了观众的不买账，于是让温存过后的娜佳对热尼亚母亲说：您是否会觉得我太过轻浮？热尼亚母亲站在小情侣的对面说：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一个滴水不漏的喜剧导演就是给我们编故事的同时，不把尾巴织得太过花哨。

的确是这样，梁赞诺夫并没有许诺我们一个HAPPY ENDING，连《办公室》里长相厮守打磨了那么多年的局长大人和小社员都是在打打闹闹中一路扬长而去，生活就不是一本好念的经，又何况迷糊一夜中结缘的这一对呢？缘分的天空之下，有好命的主人公运的男女在因缘际会之下走出标准化的门锁牵手成功，谁知道下一年的冬天谁又能中到彩券，品尝命运跟你开的玩笑。

   在电影的选择上，有时我有一些很固执的想法，我总是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个时代过去了，或者说一种制度改变了，那么曾经这个时代所赋予她的电影的某种特质就会丧失，而如果这种特质恰恰是我所喜欢的，那么随着这种特质的丧失，我对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电影的热爱也就丧失了。这种情况发生过两次，一次是香港，一次是苏联。

    当然香港和苏联的情况刚好相反，香港是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拍片了，起码三级片、鬼片、赌片、黑帮片都没法拍了。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广电总局的“关照”，毕竟在香港当地这些电影还是可以上映的，问题在于哪部电影不想利益最大化，想要内地的市场你就必须按照内地的游戏规则来，你就必须有所妥协，你有杜琪峰那样的勇气舍弃内地市场吗？好莱坞也不敢啊。

    与香港不一样的是，俄罗斯电影随着苏联的解体（一定程度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拍片了，然而问题也来了，最有俄罗斯独特魅力的电影，恰恰是苏联主旋律电影，你拍商业片，干得过美国吗？你拍文艺片，除了塔可夫斯基，你干得过西欧吗？尤其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苏联电影才是真正无可替代的。苏联电影本身是苏联政府的喉舌，是为苏联政策服务的。而苏联的最大政策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而这也是苏联电影的核心内容。我非常喜欢苏联电影。在这种喜爱里，观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问什么人最能被苏联电影打动，那一定是中国人，同样的意识形态带给我们一种共鸣。

    到最后，苏联也没能建成社会主义。然而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却出现在了苏联的电影中，在电影里，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的美好，人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幸福，真的会让你沉湎其中，不愿自拔。这个十一的假期，我有幸再一次通过电影梦回苏联，观看了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命运的捉弄》。这部影片是俄国著名导演两赞诺夫的“悲喜三部曲”之一，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导演，说说这三部曲的其他两部，估计大家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另外两部电影是《两个人的车站》以及大名鼎鼎的《办公室的故事》。除此之外，《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也出自他的手笔。在俄罗斯，他被戏称为“每一只狗都认识的人”。梁赞诺夫的电影都有着那种传统的戏剧结构，精湛的台词，以及好听的让人为难的配乐。《办公室》的故事不用说了，那首《我的心儿不能平静》家喻户晓，没听说过名字不要紧，你一听就知道了。而这部《命运的捉弄》更是把音乐运用到了极致。

    我个人觉得，梁赞诺夫，绝对称得上是苏联小清新的代表人物，他的电影里，从来不强调社会主义艰苦朴素的美德，相反，他更向往生活的品质。这些拍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电影里所描述的衣食住行如果拿到中国来，那绝对是资本主义大毒草。而在精神层面，主人公们向往爱情、谈论诗歌、演奏轻音乐，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腐化堕落。《命运的捉弄》里的每首插曲，都跟邓丽君歌曲不遑多让，主人公们对爱情的开放程度，绝对甩出《庐山恋》几条街加俩胡同。至于渗透着俄罗斯文学血脉的台词，更是清新的不得了。《办公室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安里多勒·耶里姆多维奇·诺瓦谢利采夫同志给洛德尼拉·伯洛哥菲耶夫娜·卡卢金娜同志即兴念了一首他年轻时“写”的诗歌。洛德尼拉·伯洛哥菲耶夫娜·卡卢金娜同志对此这样评价道：亲爱的安里多勒·耶里姆多维奇·诺瓦谢利采夫同志，这首诗简直棒极了，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不知道你年轻时的笔名是帕斯捷尔纳克。

    有时候我在想，是当时的环境支持这样的作品，还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他竭尽全力带着镣铐舞蹈？也许两者皆而有之。就我看过的这几部而言，不谈政治，是梁赞诺夫的电影中的一个特点，但他的价值观，他所热爱的东西，却隐隐的和社会主义精神相抵，他的电影更开放，更国际化，而这样的视角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背景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美妙的影像特征。也许这就像我们这些年疯狂回忆的八十年代，既保留了以前平等的东西，又注入了后来自由的元素，于是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奇妙氛围，让人们感觉不要再前进了，也不要再后退了，就留在这里吧。尽管这一切很可能就是个误会。

    也许我对梁赞诺夫的印象也只是一个误会，但我并不在乎这些，在一个宁静的夜里，沉浸在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悲喜故事中，目睹那个曾经全人类都向往的乌托邦，最后幸福的泪流满面，这就够了，生活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吗？